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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优秀分子（如媒体／法律精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能够享受这些资
源并占据这些平台，大部分普通成员仍处于体制边缘，被排斥在权力结
构和制度场域之外（秦广强， ２０１８ ）。由此，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之
间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地位相悖”状况，这可能导致这部分人在政治取
向上更偏激进。尤其是在一些外在刺激性因素作用下，他们可能会扮
演“杠杆”或“助推”角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器”和“催化剂”。
例如，有研究指出，私营／外资企业中的有些管理技术人员因具备知识
和技能而充当了劳工运动的主体和先锋，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片面追
求所谓“绝对新闻自由”，有些社会组织组成目的复杂、成员混杂、政治
敏锐性差，部分自由职业者往往因其社会边缘地位而成为激发负面思
想和情绪波动的导火索（廉思等， ２０１６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地位相悖假设）：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之间的不均衡
性，使得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具有较为激进的政治取向。
第三，对于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而言，他们具有体制分割和市
场分化的双重弱势地位。一方面，他们无法享受所谓的“体制福利”，且
又缺乏核心的市场竞争力，其市场获益和经济回报明显不足，经济和生
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这些群体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有较强的上
升到主体中产群体的意愿。可见，这部分中产群体处于体制和市场“双
重挤压”的相对劣势境地。正如默顿（ ２００６ ： ３３５－３４１ ）在分析社会结构
与失范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当社会价值目标不被认可且社会结构赋予
群体成员实现目标的手段条件亦不具备时，会发生两种典型的“失范”
取向：要么抛弃曾经推崇的价值目标和导向这些目标的制度化路径（即
“退却主义”），要么起身“反抗”，对现有社会系统施加压力，寻求对既有
规范和社会结构的挑战甚至改造。延循这一思路并加以类比，我们认
为，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群体因所处的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
而可能展现出两种迥异的政治取向：“爆发”或者“沉默”。前者表现为
对现有分配秩序和结果的不满与怨恨，展现出一定的改变现实的“激
进”倾向，后者则表现为被双重拒斥后的消极静默或自甘沉沦，展现为
明显的政治冷漠或极端保守特征。
假设 ３ （双重挤压假设）：在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中均处于不利地
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群体，可能会表现出或激进或冷漠的复
杂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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