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9年第1期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型、树典型、造典型的办法，以此来体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意
志和政策导向。国家会调动各种各样的权力和资源，因一个特别的机
缘或契机集中投入在某个特别的地方。有时候，一些典型个案也会成
为不同政治社会势力角力的场所。这颇有些类似于实验法，通过强行
植入某些外部条件对个案的具体环境产生强烈控制，进而弱化内部机
制的作用。通过输入特殊政策，提供专项资源，或突出部门功能，搭建
越级私人关系，都可以起到实验法意义上的控制效果。实际上，外部要
素的引入和控制，究竟会激发还是抑制在地社会机制的作用，是很难判
断的，需要细致甄别。
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 ）在有关“项目进村”个案的分析中指出，项目
要下放到什么样的村子里去，既要看村庄能够落实和运行项目的实际
条件，也要看哪个村庄对于体现项目规划的政策内涵具有象征意义。
这种“政策试点”的初衷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抓两头”的现象，即项目
总是瞄准两种类型的典型进村：“示范村”可以提高项目质量，通过突出
案例，宣传项目的绝对绩效；“薄弱村”（或“整治村”）则可以提高相对绩
效，更容易达到项目数字化管理的量化标准。从实际情况看，这两类典
型的选取是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的优化选择，但选择的出发点，却
着眼于整体项目体制运行的治理标准，而非这一专门项目本身所服务
的目标。因此，若从专项项目目标出发来确定这两类典型案例的研究
价值，就错了位；换言之，就具体的项目目标来说，这两类案例是不具有
典型性的，不能反映该地区农村项目落地的基本面貌，但从项目体制的
研究来说，这两类案例便很有典型性，准确地揭示了项目运行和治理过
程中具有机制意义的关键节点（渠敬东， ２０１２犪 ）。
由此研究实例出发，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个案的典型
性会随着不同的研究目标而发生改变，或者说，有些所谓的典型个案并
不是天生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的典型性不是预先给予的实在前提，不
是既定的公共认定，而应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或焦点加以厘清。对于
一些特定的研究旨趣来说，我们也常常发现：最典型的个案反而最典
型。上文提及的土改案例便属于这种情况。在土改研究中，两个村长
久以来都被官方和学者赋予了典型性，一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土改史中，
两地本来就属于国家意志实施社会改造的重点区域，而且有丰厚的历
史沉积，汇聚多方面的材料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地方，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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