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出发，吴文藻说这颇类似于“博物馆法”，努力将某一社区或族群三个层
面的所有项目描述准确，列举无遗。当然，民族志研究的目标并非只是
提供一份文化“总览图”，而是试图通过完整的描画，发现不同项目与层
次之间的理论关系。
不过，民族志所用的旨在客观描述总体的文化表格，当然不是“全”
“真”的，即使借用了类似于康德的先验知识图式来编制，也不免受到晚
近兴起的现象学、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以及解释学和叙事学思想的
挑战。且不说有关在地民族志的争论，单就文化表格中的各种项目来
说，在描述、理解和解释上都是成问题的。格尔茨（ ２００８ ： １６ ）曾指出，研
究者如何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加以阐释，如何深入多重文
本的话语解释系统中来反思人类学认知的基础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单
纯由概念图式出发所做的描写仍然是表面的。萨林斯（ ２００２ ： １０３ ）也说
过，民族志一直存在着“假设的真实”这种疑难，任何民族志文本都有着
别出的叙事逻辑，而材料本身也脱离不了人们主观上对于秩序的想象。

二、个案研究的特质及其典型性问题

任何从社会全体出发的研究方案，正因为作为所谓的“全体”，所以
必然不是触手可及的。无论是基于假设和变量的研究模式，还是政策
研究的内在的日常经验要求，以及民族志研究对自身的反思和检讨，事
实上都脱离不开田野中个案研究的起点。不过，个案研究并不仅仅是
作为预调查或描述环节来呈现的，它有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对
于社会构成的机理和秩序有着自身的独特视角，即通过“事件化”的方
式来呈现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机制分析来揭示社会总体结
构的特征。
近来，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精彩的讨论。杨善华、孙飞宇（ ２０１５ ）
指出，在具体的经典调查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发现，不论国家外部力量
进入民间社会的力度和广度多么深远，社会中常有在生活技艺、家本位
文化、人缘口碑等方面相对稳定的“恒常”。这些“社会底蕴”不仅会带
来道德伦理上的规范效应，也会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融合，生发出一
些新的社会作用机制。这一研究旨在说明，单纯从结构和假设出发的
全体策略，会从根本上忽视这些恒常及衍生机制的存在，惟有通过具体
精微的个案发现，渗透到社会潜层的那些隐秘之处，它们才会被层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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