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构造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总体具有哪些最突出的特征？个案研究虽从
局部社会出发，却决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因而在研究上如何选择个
案，提供社会全体解释的可能性，即是社会学家首先要给出交代的。
社会学家很愿意讨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而且喜欢循着抽样
的逻辑来争辩，自然得不出什么可喜的结果。一项针对个案的研究，怎
么说也没法达到统计抽样的要求，所以个案研究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
的。此外，是从类型学角度出发的讨论，这时候，定性研究者常常把比
较研究说成是几个典型个案的对比，以此呈现多少靠近社会全体的解
释。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显然就不是从假设检验或样本推论总体的
角度来说的。一般来说，所谓典型性，是指个案最大程度地可以体现出
某一类别的社会现象之共同属性；而所谓代表性，则是指最低限度上符
合总体的抽样要求（王宁， ２００２ ）。这两者可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研
究逻辑的实质差别。代表性以总体为原则和标准，而典型性则是一种
尽可能反映研究总体的个性形态，这里的所谓研究总体是虚设的。代
表性的外推不能越出总体上的假设，典型性则不受这样的限制，作为一
种个性的总体，其自身的完整呈现即具有外推的属性。王宁（ ２００２ ）认
为，典型性的扩展推理形式是外延分析性的，而非统计性的，便是这个
意思（另见折晓叶， ２０１８ ）。
个案研究的典型性表明，它不是依照假设和变量思维来操作的，所
以也不是总体的样本。同样，典型性作为某一现象之共性的最大程度
的体现，也自然蕴含着这一现象的主导社会机制，回应了现象学社会学
存在的实质问题。不过，个案的典型性从何而来、如何确定则是一个很
棘手的问题。人们经常大概地说，那些历史积淀比较厚实，社会发育比
较全面集中，现实经验有很大扩展度，甚至是某些社会机制的作用发挥
得比较极致的情况，是典型个案较好的选择标准。比如，学界对于土改
的研究，就曾选取陕北骥村和河北西村为个案，因为这些地方有着丰厚
的历史积累，不仅有国家力量持续介入的过程，也有像韩丁的《翻身》或
浦安迪的《硬杆子之乡斗争史》这样的文本资源（参见郭于华， ２０１３ ；方
慧容， ２００３ ）。此外，像小岗村、华西村、大邱庄这样的典型，都在不同时
期的国家改革史上产生过或正或负的社会效应（李洁， ２０１７ ；周怡， ２００６ ）。
不过，这样的讨论还是笼统些。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现，现实情况
往往表明：最典型的个案最不典型。中国的国家治理术，常会采用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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