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2019年第1期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传统，因而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史是最发达的。蒂利很清楚，单靠由社
会全体出发的理论假设很容易落入抽象观念的陷阱，即便是历史研究，
也非常容易将诸多材料当作“误差”剔除掉。因此，增加对于历史变异
度的识别，通过比较来呈现不同的历史演绎机制，是尽可能消解概念
“抽象度”的最好办法。
从全体出发的第二类研究是社会政策研究。由于社会政策不仅需
要辨识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及其持续效应，而且与社会建设和改造的
实践活动相关，因而就特别需要提防先在假设的纯粹观念性。现实的
情况往往是，专家越是自信，只讲一个方面的道理，老百姓的损失就可
能越大。韦伯也说过，责任伦理是政策研究的限度要求。因此，政策研
究的学者最需要有“常识感”来平衡他们的专家意见。常识感从哪里
来？当然要从人们常说的“调查研究”中来，但这样的调研一是要依据
科学的标准，更重要的则是随访，同基层官员和老百姓聊天，接地气，发
现未曾料到的东西，而非一味地想着怎样验证自己的假设。政策研究
所涉及的知识和解释，如果仅停留在所谓既定的科学知识的层面，反而
是最不科学的。这需要建立另一种总体上的认识，即围绕政策过程而
形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和默会的、中央的和在地化的认识总
和。在这个意义上，政策研究确实是从社会全体出发的，但检讨问题的
真正灵感却往往来源于一个个地方性的事例，追根溯源，才知道症结在
哪里。
民族志，是另一种从社会全体出发的研究策略。这里不提民族志
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殖民化的关系，也不涉及 １９ 世纪许多学者试图
改变古典学研究范式的初衷，只就民族志作为一种总体描述之科学的
特征评说几句。吴文藻（ １９９０ ）曾受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以及德、
法民族志学者提供的《民族学问题格》的启发，写过一篇文章《论文化表
格》，提出面对某个族群或社会的田野调查者，需遵循社会文化构成的
概念图式或基本范畴来做总体描述的工作。大体说来，文化表格由物
质、社会、精神的文化三因子入手，从器物、制度及语言和宗教几个层面
勾画自成一类的某一文化总体的面目。 ３ 与行为科学的研究相比，民族
志研究一开始便贯彻“由具体而总体”的精神，不以局部且抽象的假设

３． 三者具体的关系以及关涉的学术争论，参见杨清媚， ２０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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