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9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有很多沟 通，表 现 为 权 威 型 或 宽 容 型 的 教 养 方 式 （ 犌犾犪狊 犵 狅狑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７ ； 犇狅狉狀犫狌狊犮犺 ， １９８９ ； 犎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３ ）。
拉鲁（ ２０１０ ）笔下的两种教养方式也具有类似的区别，相比工人阶
层或贫困家庭的成就自然成长模式，中产阶层家庭的协作培养模式与
子女存在更多的语言交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产阶层家庭的家长受教
育水平高，有更大的词汇量、更多知识和更好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他
们也更有能力学习并掌握科学的教养方式，然后在专家或专业知识的
指导下加强与子女的交流以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阶层差异不仅体现
在语言交流方面，还表现在对子女的要求方面。相比于工人阶层，中产
阶层通常对子女有更多要求，他们不仅重视子女的学业，同时也注重培
养孩子的其他才能（因此协作培养模式非常消耗家长的时间和精力）。
相反，工人阶层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在满足子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
后，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向了学校等公共机构，自己对孩子的要求比中
产阶层家长少得多。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来源于以下两方面：首先，中产
阶层家长维持自身及其后代社会经济地位的竞争更激烈，他们向下流
动的风险比工人阶层和贫困家庭高，因此必须对子女高要求以使孩子
在同龄人竞争中获胜；其次，中产阶层家长掌握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本
和文化资本）更丰富，有条件实现对子女的高要求。总之，无论在教养
的“沟通”维度还是“要求”维度，都存在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
社会分化。
而在中国社会中，笔者认为，阶层分化主要表现在“沟通”维度而不
是“要求”维度。很多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努力在教育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对孩子学业的高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中普遍
存在 （ 犔犲犲犪狀犱 犣犺狅狌 ， ２０１５ ； 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犪狀犱 犛狋犻 犵 犾犲狉 ， １９９２ ）。 科 尔 曼
（ 犆狅犾犲犿犪狀 ， １９８７ ）曾发现，有的亚裔母亲会购买两套教材，其中一套自
己使用以更好地辅导孩子的学业和功课。一些关于亚裔群体的研究也
发现，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都会监督孩子的学业
和课外活动、辅导功课以及为孩子请家教，对子女的学业普遍有较深度
的参与（ 犔狅狌犻犲 ， ２００１ ； 犛犮犺狀犲犻犱犲狉犪狀犱犔犲犲 ， １９９０ ）。在最近的研究中，柳
皑然和谢宇（ 犔犻狌犪狀犱犡犻犲 ， ２０１６ ）还发现，白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存
在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但是亚裔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异则
不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亚裔家长，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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