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9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之国公益多寡》的长文，指出：“中国以儒道治民，数千年来不为不入，而
莫能化人自私之心，儒道之力亦可概见，此公益之所以寡也。近观从耶
稣教之国，其人于公益何如？公益之事不胜枚举。”随后详细介绍了五种
耶稣教之国的“公益”实践，分别为释放奴仆、赈济灾民、设立医院、抚养
孤儿以及遣人传教。其中，有关设立医院的部分专门强调了教养并重的
理念———“西人建有瞽目院，口授读书，以明大道，且能缮写，通简札，其
字凸起，以手扪之，捷如明目，所谓心灵而手敏也，此可见人无废材。”
文章结尾处，作者专门指出释放奴仆、赈济灾民、设立医院与抚养
孤儿不过是“公益之小者”，唯遣人传教乃“公益之大者”，能救人之灵，
有望改变国人“无合群心，无忧国心，各自为谋”的积习（王炳， １９０７ ：
２４ ），足见时人对“公益”的理解很大程度是嵌入在群学思维的体系中
的。由此推测，虽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人提出授人以渔、教养并重
的“近代公益”理念（参见黄鸿山、王卫平， ２００９ ），但这些理念被吸纳为
“公益”的语汇构成很可能是发生在塑造新民的 ２０ 世纪初。
（四）地方自治
与新民的塑造同步，培养民众参与实际治理的政治实践也自戊戌时
期开始兴起。成立于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的湖南保卫局和南学会可谓中国近代
最早的地方自治组织。 ４９ １９０３ 年，攻法子（ １９０３ ： ５ ）撰文阐发“欲养人民奉
公之念，莫如使之从事于公共事务，使人民无（此处疑应为“有”———作者
注）参与公共事务之机会，则不至人人依赖国家，谋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国
家之公益”的道理，明确指出自治乃“代议政治之基础”。随后，康有为、
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亦纷纷撰文论述自治与宪政之关系，认为“凡
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梁启超， １９９９犮 ： ６８２ ）。
１９０６ 年，端方、刘直等人将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之基础提上新
政议程。 ５０ 同年，一些以“公益”冠名的自治团体开始出现，如京城巡警
总厅邀请地方绅商共同发起“京师内城市政公益会”，以期“官商联为一
气，互通情隐”，收地方自治之效； ５１ 又如留日学生成立“同学公益会”，
不仅出台留学生自行管理章程，而且发放毕业证明书，以“维持学界公

４９． 保卫局与南学会由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维新人士襄助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按察
使黄遵宪共同发起。详见马小泉， １９９７ ： １０８ 。
５０． 端方、刘直奏折详见夏新华、胡旭晟， ２００４ ： ５０－７０ 。
５１． 参见《京师内城市政公益会规约》，载《政艺通报》 １９０６ 年第 １６ 期，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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