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体要自己承担整个人类自由的目标，个体和整个人类为了自由而奋斗
的命运之间是相通的。这样的个体和作为类存在（ 狊 狆 犲犮犻犲狊 ）的人类共同
体之间不可分割。正是借由与他人共享的“自然”、“理性”、“人性”之
光，个体洞悉了他的自由和他的自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认为卢梭笔下的孤独的自然人并不是
孤零零的现代个体。对卢梭来说，尽管他对个体的多元性有强烈的感
觉，但“独特”的个体在他的写作中仍然流于表面。当个体决绝地抛开
虚荣伪善的文明世界而返诸自身的时候，他探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内
在灵魂。“当人返归自己的心灵，牢牢把握内在的绝对性而不是外在的
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会发现善好和幸福的源泉，不断涌入他自身，他被
这股力量充盈着，向他人走去，并且对他人有了认同。”（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７２ ：
２２１ ）可以说，当人返诸自身的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
类存在，而这部分的自然纽带在嘈杂浮华的社会世界中被遮蔽了。人
转向自我，却并没有陷入无所依傍的孤独之中，而是在静寂之中，挣脱
各类繁杂的社会关系，而感受到自己和人类全体的坚实纽带。这样一
种个性观，无疑带有很强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它和启蒙时代革命的政治
社会浪潮相契合。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最大的转变就是启蒙对普遍人性的担当式
微了。对普遍人性乐观态度的弱化有其现实基础，那就是现代资本主
义体系的成熟，生产过程更为复杂及进一步的非人格化，将劳动者完全
孤立在生产系统之内（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７２ ： ２７３ ）。齐美尔对这个社会重组的
过程有极为精辟的社会学分析，他看到这一过程产生出的双重后果。
一方面，社会组织规模扩大并且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它促进了个体自
由，因为它减弱了我们具体的人身依赖，这体现在资本主义将劳动力从
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中解放出来（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７２ ： ２５７ ）。和涂尔干论述得
一样，齐美尔看到，货币经济使得个人摆脱了对某个他人的依附的同
时，也使得个人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依赖性更加增强了。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通过购买商品和社会服务获得满足，货币是我们和社会体系交
往的媒介。这样一种依赖是非人格化的，它使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独立（ 犻狀犱犲 狆 犲狀犱犲狀犮犲 ），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由。它和荒岛上生存者的无
所依赖（ 狀狅狀犱犲 狆 犲狀犱犲狀犮犲 ）截然不同（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７８ ： ３０２ ）。
另一方面，自由却要伴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在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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