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参见毛泽东， １９７６犱 ， １９７６犲 ）。
在 １９３０ 年召开的“陂头会议”和随后召开的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
上，当毛泽东与李文林围绕富农路线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当时的中国
共产党也并未对富农做出更为详细的界定。直到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前委闽
西特委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南阳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
案之时，富农才被界定为“半地主性的富农”、“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和
“初期的富农”三种类型，并分析了富农阶层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参见江
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１９８２犪 ： ３９８－３９９ ）。到了
１９３３ 年“查田运动”开展前后，毛泽东进一步在《怎样分析阶级》一文中
对“富农”做出了如前述引文三中的细致规定，并在“查田运动”中付诸
实践（毛泽东， １９７６犪 ： ２６６ ），同时还根据分田实践的具体情况对富农的
界定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与细化。 ８ 富农也从一个理论概念转换为有
着具体标准的操作性概念，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伴随着富农概念本身的具体化与操作化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进程中对富农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１９２８ 年
中共六大曾明确提出，“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联合小资产阶
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犫 ： ３１８ ），体现出当时革命
政党对富农的相对温和态度。 ９ 但这一态度很快随着共产国际的批评
而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１０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

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

８．１９３３ 年 ７ 月，主持“查田运动”具体实践的王观澜发出了《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
封信》，这封信主要是依据《怎样分析阶级》中所确定的阶级标准来判定瑞金黄柏区苏在分田
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而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开发表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
题的决定》中，则进一步将有关“富农”的定义细化并付诸实践（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６ ）。
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说法是富有深意的表
达。一方面，它体现了对“富农”的相对温和态度，即“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另一方面，它实质
上也为反富农留出了“空间和余地”，因为“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遗留了一个问题，即如果
不是故意加紧反对富农，而是受迫于富农本身对革命的反动状态呢？实际上，字面上对富农
相对温和的判断，同时保留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反对富农的可能性。因而，中共六大所做出
的对富农问题的判断，也并非单纯的温和面相，而是一种复杂的态度，这样一种复杂态度本身
也和当时革命政党对富农阶层本身的性质、革命态度的模糊判断有关系。对此，笔者将在后
文中展开具体论述。
１０． 从 １９２９ 年到 １９３０ 年，共产国际曾就富农问题连续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批评中共
六大对待富农问题的“温和态度”。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展开具体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 ７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