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 2018年第5期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查时倾向于隐瞒自己的信徒身份。田中（ 犜犪狀犪犽犪 ， ２０１０ ）也指出，在日
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宗教身份，以避开政府的压
迫和所在社区的污名化；此外，民间宗教在测量中容易被忽视，其结果
就是日本的宗教化程度被大大低估了。
类似地，中国人的宗教性也可能因为文化和制度而被错估。杨庆
的研究曾指出，中国的混合宗教虽然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功能，却并
不具备独立的组织，各种信仰之间也不具备严格的排他性，一个宗教场
所里同时供奉儒道佛三教神灵并不罕见，而且很多时候连庙祝也分不清
，
楚这个宗教场所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 犢犪狀 犵１９６１ ）。在传统中国社会，信
仰的变化还与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壮则奉儒教积极入世，暮则信老庄归
隐山林，或者清心寡欲皈依佛教，这在中国人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卢云峰， ２００８ ）。中国宗教信仰的上述特点可能会导致以宗派归属为基
础的西方宗教信仰的测量工具在调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产生偏差。
杜瑞乐（ 犜犺狅狉犪狏犪犾 ， １９９６ ）曾以香港为例分析了对中国宗教的西式
误解。在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期间，曾有两次人口普查涉及人们的宗教
归属，这两次普查都发现香港民众信仰儒教的比例很高，而信仰道教和
佛教的比例很低，这与当时盛行的中国三大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之
说不符。同时，第一次普查有大量的中国人自称“平信徒”（ 犔犪犻狋 狔 ，即普
通信徒），第二次普查则显示除儒教信徒外，万物有灵论的信徒是最多
的，但“平信徒”和“万物有灵论”都不是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分类。实际
上，这些令人困惑的数据是“宗教”作为现代西方的概念与传统中国信
仰形态相碰撞的结果。杜瑞乐指出，西方式的调查本身就预设了中国
宗教也具有西方宗教的排他性和组织化的意义。然而，中国的信仰形
态实际上是互相包容和互相联系的，神职人员在信徒社群中只起到补
充性的作用，并非以领导某个独立信徒社群而存在（回教是一个例外）。
换言之，西方的宗教测量方式在中国只适用于神职人员群体。对香港
的两次普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平信徒”“万物有灵论”都是
殖民者不了解中国宗教的现实而制造出的分类，尤其是后者带有浓厚
的殖民主义色彩，将不符合西方概念的事物都归为原始社会的产物。
道教和佛教的信仰比例之低恰恰反映了传统中国的信徒社群结构，即
只有神职人员才会将自己归属为特定的宗派。而儒教的信仰比例之
高，则反映了香港民间对西方殖民者的一种反抗，以中国的儒教对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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