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高的学术研究。其中，莫斯的学生们完成的古希腊、古中国、印欧文明
研究，都堪称杰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引领下，法国社会人类学领域
在战后出现了一条向“未开化民族的宗教”回归的路线，坚持这条路线
的学者，出于对现代／文明世界与非现代／未开化世界二元对立观的警
惕，大多放弃了莫斯的文明概念，但却持续得到莫斯思想的启迪，并因
而长期关注联系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区域中
心的世界体系之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了文
明史的转向（布罗代尔， ２００３ ）。
莫斯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思想是基于他对英联邦和北美民族志成果
的创造性借鉴形成的。之后，这一思想又与德国民族学和历史学产生
相当密切的对话关系。 ２０ 世纪学科史研究表明，尽管出自法语，但莫
斯的思想可谓是对“英语人类学”的某种礼物回馈，直到当下，仍旧对后
者起着激发思想的作用（ 犑犪犿犲狊 ， １９９８ ）。
莫斯如此超前，他不仅早一般学人半个多世纪反思了国族“传统的
发明”（ 犎狅犫狊犫犪狑犿犪狀犱犚犪狀 犵 犲狉 ， １９８３ ），而且，几乎是在所有方面，都为
后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迪。莫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对于所处时
代的“自觉”有着密切关系。
莫斯生活的“大时代”正是 １９ 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结束这个时段。
其间，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建立在三条明确的分界线基础之上，这些分
界线包括：（ １ ）在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和以探讨普遍规律为宗
旨的社会科学）与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和东方学）之间存在的分
界线；（ ２ ）贯穿于现代世界研究的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
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分界线；（ ３ ）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
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
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 ： ３９－４０ ）。不
少学者相信，只是到了二战后，这些分界线才在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中
渐渐得到消除（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 ： ４０－５２ ）。事实上，莫斯在一战前后
针对极端国家主义发表的言论及其文明研究，早已为社会科学研究者
跨越这些分界线提供了思想条件。
莫斯关注文明现象，穿梭在古今之间，为了廓清文明的要素与形
式，他对历史学、社会科学、人类学、东方学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破除了
过去—现在的二分历史观；从礼物交换切入“总体社会事实”，莫斯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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