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的同时，否定“他者”在世界化时代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种做法不是没有得到学界内部的批判性回应，但遗憾的是，即使
是回应也几乎命定式地复制了被批判者的思维结构。比如，在英国人
类学界，针对美国式的后现代人类学，出现了一种区域主义的“声音”，
这个“声音”重申了民族志的“地方化策略”主张（ 犉犪狉犱狅狀 ， １９９０ ）。在发
出这种声音的学者看来，民族志不仅是跨文化的对话过程及其描绘，而
且也是民族志作者与其他民族志作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表现。这类关系
确实包含民族志作者与其被研究地区之间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在内，但
“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民族志作者在不同区域面对不同的“他
者”，不能一以概之。民族志与民族志之间的对话，可以理解为特定学
术区内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可以理解为从不同学术区提出的观点之间
的对话，这些对话乃至交锋对于人类学概念的提出、否定和再提出有着
关键作用。
在推进“地方化策略”的过程中，向来坚守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人类
学家提出了“民族志区域”（ 犲狋犺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犻犮狉犲 犵 犻狅狀狊 ）的概念，用以描述人类学
知识的地理分布。他们还依照被研究社会生活方式之突出特征，将澳大
利亚和北极圈边缘、非洲与美拉尼西亚、亚洲分别纳入狩猎—采集社会、
分支裂变社会和大小传统并存的文明社会这些“大类”中。
所谓“民族志区域”意味着，人类学家都是区域研究专长不同的学
者，其理论认识与其所在区域长期形成的“范式”密切相关，而这些“范
式”可以说是人类学家话语共同体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学家学术交往的
圈子。这个概念也意味着，构成诸人类学理论的诸观念来自不同区域，
比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跨越式现代化的看法，多半来自狩猎—采集
社会，关于交换的看法多半来自美拉尼西亚，关于分与合关系的看法多
半来自非洲，关于等级及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看法多半来自欧亚大陆。
这批英国人类学家早已放弃“文明”一词，坚信这个词汇浓缩地代
表着 １９ 世纪先辈们所犯的所有错误。于是，这批学者同时否定了自己
的和“他者”的文明，他们一面将不同“民族志区域”解释成“人类学理
论”的 来 源 地，一 面 将 解 释 局 限 于 人 类 学 家 的 人 文 与 概 念 圈 子 （“范
式”）。然而，这些“范式”是否也是在民族志所在的“对象区域”土壤上
成长起来的？在表明“‘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这个观点时，这
批人类学家已承认，被研究地区必然有莫斯描绘的那些特征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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