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 2018年第4期

以可行能力视角看待障碍：对现有残障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准，基本 可 行 能 力 清 单 列 出 了 与 人 的 尊 严 所 对 应 的 一 些 可 行 能 力
（ 犖狌狊狊犫犪狌犿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努斯鲍姆（ 犖狌狊狊犫犪狌犿 ， ２００６ ）将重叠共识理解
为基本可行能力清单的基础，始终强调“我把这一清单视为开放的、不
断完善的和不断思考的，毕竟任何社会对其最基础的资格的解释总是
需要补充（或删除）的”。这是一个内容非常宽泛但又非常抽象的清单，
它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状况（例如文化环境）进行阐释保留了充分的空
间。在哪些可行能力更为重要这个问题上，森和努斯鲍姆也提供了不
同的回答：森认同人们的自由选择，认为不应为全社会规定哪些可行能
力更重要；努斯鲍姆则认为可行能力的内容在重要性上有区别，最为重
要的就是“基本可行能力清单”中的内容。
无论在可行能力理论的哪个版本中，障碍的标准都随历史、文化甚
至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与“可行能力”一样，“障碍”这一术语同样
既具有描述意味，也具有价值意味。我们把什么视作障碍取决于社会
在某一历史时期相对稳定但长期来看又不断变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不
可避免地包含传统的因素，也可能受到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的冲击；可
能由法律文件决定，也可能被诉讼和法律修订所改变；可能经由文艺作
品或者新闻媒体的宣传深入人心，也可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被颠覆。
“ 关于残疾的观点的差异并不是随机发生的，因文化不同而改变，
并且在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 犗犾犻狏犲狉犪狀犱犛犪 狆 犲 狔１９９９ ）人们对
，
障碍的理解和认定标准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时期的认知、
观念甚至是技术水平。“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在形成有关残疾的
文化观点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 犗犾犻狏犲狉犪狀犱犛犪 狆 犲 狔１９９９ ）因此，我们
，
可以为障碍提供抽象的定义，却很难为其划定长久不变的具体内容。
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公共理性就障
碍包括什么以及无障碍的标准形成稳定的共识，进而形成关于“障碍”
的重叠共识。
三、以可行能力视角看待障碍对社会模式的启示和发展

（一）超越生理模式—社会模式的二元对立
在残障研究的个人模式和生理／医学模式时代，个人的原因被片面
强调，障碍的责任被归咎于个人；而在社会模式阶段，社会活动家和部
分学者则试图将一切责任归于社会，甚至极力否认和回避生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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