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了有趣的结合。
本文也分析了“官场 ＋ 市场”模式发生作用的边界条件，讨论了官
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在辖区层面的异质性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以
及中国增长模式所面临的各种“政府失灵”问题。该模式不是完美的，
有其长处，也有短板和不足，这恰好解释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长奇迹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类问题。作为一种增长机制，它不一定保证创造
最好的结果，但在整体上确实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
本文从“官场 ＋ 市场”的视角出发对近期引发热烈讨论的林毅夫、
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进行了评论。回到现实世界（如中国的现
实背景），两位教授都对政府的角色做了“不现实”的假定：林毅夫假设
政府高尚无私且“先知先觉”；张维迎假定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职能之
后就可以“顺从安静”地走开，让市场（企业家）自己试错演化。事实上，
他们关于政府角色的隐含假设，无论是“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都
需要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内生形成。两位
教授恰恰回避了我们认为最为关键的这些内生机制与条件。相比之
下，“官场 ＋ 市场”模式通过引入双重竞争机制提供了塑造政府良性行
为所需的内部激励、外部约束和信息反馈。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产
业政策的丰富实践所呈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企关系已经远远超越
了林张之争，如果我们仍然恪守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范式去解析
和评判中国产业政策的功过得失，将错失中国四十年经济增长奇迹赋
予我们最宝贵的理论创新机会。
结合现有的 相 关 文 献，本 文 讨论 了“官场 ＋ 市 场”理 论 的 学 术 贡
献。 ２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强调如何激励政治代
理人“把事做对”；蒂伯特模型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竞争的文献强调赋予
地方政府外部的市场约束（如人员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防止做坏
事”；奥地利学派则强调政府只需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职能，市场试错
演化机制的信息反馈功能可以引导市场和企业家“做对的事”。“官场
＋ 市场”理论的贡献在于有机结合了这三支理论文献，揭示出政府与市
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即提供内部的政
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和引导机制。中国“官场 ＋

２． 本文在第七节详细讨论了“官场 ＋ 市场”理论与现有文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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