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18年第2期

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

美的游历这一条线索真实地展现出来。反过来，对于这几种记忆模式
的强调，其潜在的意涵是为了批判格萨尔史诗传统中的文字传承模式，
比如手抄本、木刻本，乃至于当代出版的整理版本。更准确地说，阿来
批判的是史诗书面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化、佛教化以及贵族化的传
统。小说中，昆塔喇嘛正在书写格萨尔王的新部本，阿来（ ２０１５ ： ２８１ ）借
晋美之口表达不满：“我拒绝。我还想告诉你不要写了，格萨尔王已经
想回到天上去了。他太累了。”晋美并不相信昆塔喇嘛是在“掘藏”而认
为他在编造，因为“格萨尔故事讲了上千年，人们早就熟悉他的每一个
部分了”（阿来， ２０１５ ： ２４７ ），阿来借此表达他对格萨尔史诗传承历史中
大传统（ 狉犲犪狋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 ）对史诗的介入和改造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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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格后来发生了变化。尽管阿来写作《瞻对》时也做了大量的
田野考察，搜集口传材料来补充地方视野里的人物形象和价值判断，但
事实上，这个时候阿来几乎完全是借助清代汉文文档来推动瞻对故事
的起承转合，使得事件时间和因果逻辑都历历可征。所谓“史料即史
学”（兰克语），所采用历史材料的形式直接影响了阿来对瞻对事件的解
释框架。比如，若整个中国历史所代表的乃是“势，大势所趋”，那么瞻
对故事不过是中国历史河流中的一朵朵小浪花，而其最终结果必定是
“顺大势而为”（阿来， ２０１４ ： ２４０ ）。换言之，土司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
于外在世界的变化：“先是国家强大时，分封了许多的土司，后来，国家
再次强大，就要消灭土司了，但这时，国家变得弱小了，使土司们多生存
了一两百年”（阿来， ２０１３ ： ３２９ ）。与此相反，阿来（ ２０１５ ： １１７ ）认为，格萨
尔故事中的民间文类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文字还没有发明，聪明
如珠牡也“没有读过演说天下大势的书”。
这种心态在《尘埃落定》里有更直白的体现，阿来强调了对书面历史
和史官传统的信任。麦其土司的前三代都有自己的书记官，而且书记官
和土司一样都是世袭的，只是因为某位书记官秉笔直书，被土司所杀，导
致书记官的传统中断数百年之久。从拉萨来的喇嘛翁波意西成为末代
麦其土司的书记官，恰是因为此时的麦其土司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
土司，希望记录下其光荣的历史。阿来借喇嘛的话说：“书记官就是历
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什么是对，什
么是错。这就是历史。”（阿来， ２０１３ ： ２６８ ）可见，在阿来看来，历史不仅仅
是真实的书面记录，还是基于书面记录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历史记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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