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1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性，研究表明，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历史越悠久的国家，抗争活动越频
繁。杜布罗等学者（ 犇狌犫狉狅狑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对 ２００６ 年欧洲社会调查数
据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结论，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比
新晋民主国家的民众更高。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
低的国家，个体对相对剥夺感更敏感，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动。这些研
究用分层线性模型（ 犺犻犲狉犪狉犮犺犻犮犪犾犾犻狀犲犪狉犿狅犱犲犾 ， 犎犔犕 ）的方法对跨国、跨
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个体与国家层面的整合模型，
但共同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研究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２０１０ 年，达尔顿等人（ 犇犪犾狋狅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开展了一项跨国实证
研究，就国家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抗争行为的影响以及各层面因素的
相互作用进行了更具意义的探究。该研究发现，不满情绪（政治信任
度、生活满意度等）、个人资源（受教育程度、社会组织网络等）、价值观
这三项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受到宏观层面的政治和经
济因素的干预。资源动员理论一般认为，个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其参与
抗争的可能性越高；达尔顿则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
差异。在经济更发达、政治更开放的国家，个体的社会网络、受教育程
度与个体参与抗争行为存在强相关关系；而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经济较
落后的国家，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等个体掌握的资源对抗争行为的影
响就弱得多。
针对抗争政治研究中宏观层面的因素对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的干
预作用，本文认为，个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环境，尤其是政体类型，会对不
同社会群体的抗争倾向产生形塑作用。具体而言，在不同的政体类型
下，诉诸抗争的群体类型也大相径庭。对此，在抗争政治研究领域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两位学者———蒂利和戈德斯通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以蒂利为代表的政治过程理论学派倾向于把运动政治和制度化政治分
割开来，将抗争运动视为政体外的团体挑战现存秩序以谋求某种利益、
权力或寻求进入“政体”的策略性选择（ 犜犻犾犾 狔１９７８ ； 犌犪犿狊狅狀 ， １９９０ ）。那
，
么，政体外的成员一旦获得了通往现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路径，抗议活
动就会逐渐消退，因此政体内成员几乎不会参与抗争，抗议活动只是现
行政治体制的局外人或反对者的专属工具。然而，戈德斯通（ ２００９ ）持
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抗争等非制度化政治与常规制度化政治之间
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特别是制度化的政党活动与游走在制度灰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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