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2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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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带的社会活动在政治生活中相互依赖、渗透互补。因此，一个人常常既
是抗争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又是政治候选人或政党组织中的
成员。关于这两种诉诸抗争的群体类型，本研究认为，蒂利和戈德斯通
的观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场域，其关键变量就是政体类型。
在民主政体下，民主化的进程为更多的社会抗争行为赋予了合法
地位，体制内成员特别是政党组织为了赢得选举或继续保持席位，经常
性地依赖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此为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造势。作
为社会活动的重要赞助方和组织者，政党组织与体制内成员并非是出
于对现状不满或试图颠覆政权而诉诸抗争行动，相反，这些群体对现行
体制具有相当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正是相信现行政治体制具有包容
和吸纳抗争诉求的能力，这部分群体才更频繁地利用抗争来争取更多
的资源和权力。总之，在民主政体下，政治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对体制
（ 狉犲 犵 犻犿犲 ）的信任，参与抗争的主要是体制内成员，他们对体制的信任度
越高，越倾向于利用抗争行动表达政治诉求，抗争行为呈现高密度和低
烈度的“制度化”特征。
在威权政体下，集体抗争更多地被定义为反体制的非法行为，因此
体制内成员较少诉诸抗争行为。受宏观因素的限制，除非个体的生存
现状快速恶化、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急剧累积、对政府能力高度怀
疑，否则大部分社会成员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缄默。在威权政体
下，政治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对当局（ 犪狌狋犺狅狉犻狋 狔 ）的信任，参与抗争的主要
是对现状不满、对当局能力表示怀疑的体制外成员。他们对当局的信
任程度越低，越倾向于诉诸反抗性的集体行动，旨在推动当局改变施政
方针、甚至谋求推翻当局以改变现状，抗争行为呈现低密度但高烈度的
“非制度化”特征。
鉴于政体类型对个体诉诸抗争行为具有形塑作用，尤其是会干预
个体的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５ ：在民主政体下，个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诉诸抗争的可
能性越高。
假设 ６ ：在威权政体下，个体的政治信任度越低，其诉诸抗争的可
能性越高。
总之，通过以上六个研究假设，本研究将对影响抗争倾向的三方面
因素，即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以及宏观层面的政体类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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