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6 - 《社会》2018年第1期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
程度、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受访者所在国家或地区在调查前一年的人均
犌犇犘 、人均 犌犇犘 增长率、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腐败感知指数。收入通
过受访者家庭收入主观感知变量进行测量，根据 犞２３９ 题“如果将全国
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分为十等份， １ 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 １０ 表示家庭
收入最高层。请您在量表上选择一个数字表示您家的家庭收入水平”，
赋值范围为［ １ ， １０ ］。阶层以受访者阶层主观定位为准，根据 犞２４８ 题
“人们有时会把自己划分到高低不同的阶层，您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属于
哪一个阶层”，赋值范围为［ １ ， ５ ］。受教育程度赋值范围为［ １ ， ４ ］， １ 代
表“没上过学”， ２ 代表“小学”， ３ 代表“中专或中学”， ４ 代表“大学及以
上”。社会信任程度：根据受访者对邻居、熟人、第一次见面的人、与您
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宗教团体、新闻出版业、电视台、大学、大企业、环保
组织、妇女组织、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分别进行范围为［ １ ， ４ ］的赋值（分
值越高表示信任程度越高），计算各项的平均分并将其定义为“个人社
会信任水平”，分布范围为［ １ ， ４ ］。“是否为体制内成员”根据 犞２３０ 题
“您是否在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进行测量，“是”赋值为 １ ，“否”
赋值为 ０ 。
之所以选取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在个体层面上，有研究
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阶层、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抗争倾向存
在影响（ 犘犻狏犲狀犪狀犱犆犾狅狑犪狉犱 ， １９７７ ； 犚狅狅狋犲狊 ， ２０１３ ； 犑犲狀犽犻狀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犇犪犾狋狅狀 ， ２００２ ； 犇犪犾狋狅狀犪狀犱犛犻犮犽犾犲 ， ２００５ ； 犑犲狀犽犻狀狊犪狀犱 犠犪犾犾犪犮犲 ， １９９６ ）。现
有研究一般认为，相较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的个体，男
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至于体制内
成员的身份对个体抗争倾向的影响，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一般而言，
人们对抗争参与者的印象是被排斥在政治秩序之外的人或者是政治秩
序的边缘人。例如，蒂利（ 犜犻犾犾 狔１９７８ ： ５３ ）曾区分了政体内成员与政体
，
外成员的抗争参与，认为政体内成员一般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制度化
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抗争行动等方
式致力于打破政体边界以改变现有地位。然而，戈德斯通（ ２００９ ： ２３ ）认
为社会抗争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与制度性政治活动及政党之间存在
交叠、渗透作用，这意味着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并不能成为衡量个体抗争
倾向的依据。此外，在宏观层面上，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贫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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