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18年第1期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网络 ＋ 高政治信任”的受访者诉诸抗争的可能性最小，以其为参照组，
其余三类受访者的抗争倾向都显著更高：“强社会网络 ＋ 高政治信任”
的群体抗争倾向最高，其次是“强社会网络 ＋ 低政治信任”的群体，再次
是“弱社会网络 ＋ 低政治信任”的群体。比较随机系数可以发现，强社
会网络下的两种政治信任类型的群体其抗争倾向相对接近，绝对值显
著高于弱社会网络下两种政治信任类型的群体的抗争倾向。
（二）政体类型、个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到模型 犇 对个体层次的因素与宏观层次的因素进行了整合
模型 犅 １
性分析（见表 ４ ）。为了评估宏观层次的自变量的解释力，本研究计算了
不同模型在宏观层次的方差削减比例，以此说明纳入宏观层次的变量后
模型的解释力。与空模型相比，方差削减比例越高表明宏观层次的自变
量的解释能力越强。相较于空模型，本文的多层次模型方差削减比例均
的方差削减
在 ６０％ 以上。此外，纳入了政体类型的模型比控制模型 犅 １
比例进一步提高，表明政体类型对个体抗争倾向有重要影响。
的基础上纳入了受访者所在国家
模型 犅 １ 是控制模型，在模型 犃 ５
或地区在受访前一年的人均 犌犇犘 、人均 犌犇犘 增长率、腐败感知度和基
尼系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均 犌犇犘 和基尼系数与抗争倾向显著正相
关，这意味着越富裕、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倾向于参与
抗争的可能性越高；人均 犌犇犘 增长率与抗争倾向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腐败感知度对个体抗争的影响也不稳定。
加入了政体类型。 １２ 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
模型 犅 ２
政体下的个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表明民主化确实是社会抗争
与之前的诸模型，本研究发现两个
运动的催化剂。进一步比较模型 犅 ２
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在纳入政体类型后，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变量变得
不显著了，说明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二是
体制内成员的身份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正相关。因此，
有必要对宏观层次的变量及个体层次的变量作进一步的交互分析。

１２． 为了模型的简洁，本研究将政体类型分为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两类，其中一党制、军人政
体、个人独裁、君主制这四种政体在此统一简化为威权政体。虽然二分法是非常粗略的分类
方法，但它的优势在于可以为政体与抗争倾向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提供简化的认识。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本文将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进行比较，只是尝试对影响抗争的政体类型因素进
行事实判断，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可两者在价值和道德立场上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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