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3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最后，建立模型 犇 以检验不同的政体类型下“是否为体制内成员”
显示，在不控制宏观因素
对抗争倾向的影响。个体层面的模型 犃 １～犃 ５
的情况下，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对抗争倾向没有显著影响。模型 犇 进一
步考察政体因素与是否为体制内成员的交互关系后发现，在威权政体
下，体制内成员的抗争倾向弱于非体制内成员，民主政体下体制内成员
则更多地诉诸抗争。
对比模型 犆 和模型 犅 可以发现，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度
与相关系数接近。根据政体类型 ＋ 个体类型交互项与抗争倾向的相关
关系，笔者制作了抗争倾向的类型图表（见表 ５ ）和谱系排序图（见图
１ ）。分析表明，个体社会网络发达程度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始终显著，且
不受政体类型的干预，无论处于民主政体下还是威权政体下，拥有强社
会网络的群体抗争倾向整体偏高；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不仅受
到个体社会网络的影响，也受政体类型的影响。此外，相同类型的个体
在不同的政体环境下诉诸抗争的可能性不同。比较而言，民主政体下
四种类型的个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高于威权政体；但是政体类型并非
解释抗争倾向最重要的因素，更非唯一因素，抗争倾向还受到个体类型
特别是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

表 ５ ：政体类型、个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个人社会网络 个人社会网络
民主政体 威权政体
弱 强 弱 强
高 １ ４ 高 １ ３
个人政治信任 个人政治信任
低 ２ ３ 低 ２ ４
注：表中数字代表抗争倾向的大小， １ 为最低， ４ 为最高。

图 １ ：抗争倾向的谱系

（三）研究结论

本文前述六个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可总结如下：
１． 社会网络与个体抗争倾向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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