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面的因素。那么，在影响抗争的诸多因素中，其解释力究竟孰轻孰重？
宏观层次与个体层次的因素如何叠加？抗争如何从心理状态转变为现
实行动？关于 这 些 问 题，目 前 跨国 的 实 证 研 究 较 为 缺 乏。本 文 利 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
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在对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７
万余份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后，本文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相较于社会心理学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对个体的抗争倾向具
有更强的解释力。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和相对剥夺感理
论均强调个体的心理状态对行为模式的影响，特别是不满意、不信任等
负面情绪对抗争行为的催化作用。然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相对
剥夺感和压抑感在许多社会中是常量，不足以解释不同社会中抗争活
动发生频率的不同。心理感受、情绪等因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催
生抗争意愿，但这种抗争意愿并不一定会促使个体诉诸抗争行为。个
体的自评经济地位、腐败感知等心理变量对抗争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主
观阶层地位较高的个体反而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这与相对剥夺感理论
恰好相悖。这说明，一方面，心理因素并非解释抗争行为的充分条件，
即使很多参与抗争的个体主观上存在不满情绪，但是不满情绪这个单
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争行为，抗争人群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显著地高
于其他群体（ 犖狅狉狉犻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６ ； 犅狉犪狋狋狅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另一方面，
心理因素也非抗争行为的必要条件，抗争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和策略
选择，与那些不满情绪强烈的社会边缘群体相比，掌握更多资源的高收
入、高社会地位群体反而更倾向于组织和参与抗争行为，以获取更大的
权力和更多的资源。
换言之，相对剥夺感、压抑感等心理因素催生抗争意愿，而个体所
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决定了抗争能力。本研究发现，无论在民主
政体下还是威权政体下、在政治信任程度高或低的群体内，个体的社会
网络资源始终对抗争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社会组织内的成
员比离群索居的个体更频繁地接触到其所在组织的动员活动，更容易
受到周遭人群、特别是其他组织成员的影响，从而更频繁地被“拉入”集
体抗争行动中；社会活动家们则更倾向于利用其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主动动员并组织各类社会抗争行动。总之，仅有抗争意愿是不够的，掌
握资源特别是社会网络资源，才是促使个体采取抗争行为的直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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