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7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在康豪瑟（ 犓狅狉狀犺犪狌狊犲狉 ，
１９５９ ）、皮文（ 犘犻狏犲狀犪狀犱犆犾狅狑犪狉犱 ， １９７７ ）等学者看来，社会组织恰恰可能
会抑制抗争动员，比如社会中层组织往往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
主化控制，为民众提供一个交往与讨论的缓冲平台，导致利益和认同感
的多样化，从而降低了该社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特别是
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社会组织挑战政府、组织抗争活动的空间很
有限，甚至会出现社会组织扮演国家控制代理人角色的现象，导致社会

组织成 员 倾 向 于 选 择 支 持 政 府 而 非 诉 诸 抗 争 活 动 （ 犎犪狑犽犻狀狊犪狀犱
犎犪狀狊犲狀 ， ２００６ ； 犗犫犪犱犪狉犲 ， ２００５ ；冯仕政， ２００６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是否是社会组织成员与是否倾向于抗争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不显
著。随着社会的原子化，新一波抗争活动的行为主体更多地体现出年
轻、高学历、学生身份、不受家庭与工作束缚、个体独立等特征。传统的
网络集体动员已经逐渐被个体动员所取代，组织身份认同对抗争行为
的影响越来越小，抗争行为的个体化特征日益显著（ 犚狅狅狋犲狊 ， ２０１３ ）。
根据已有文献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在个体层面，社会网络对人们的抗争倾向具有显著影响，
个体的社会网络越发达，其诉诸抗争的可能性越大。
２． 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
关于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属于典型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路径。政治信任是公民基于对政府及整个政治体系的感知、判断而
产生的政治态度，往往被视为政治支持的同义词。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
的基本假定是：作为最重要的个体政治心理，政治信任对抗争行为的解
释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一般来讲，个体对政府官员、政治机构、政治共
同体的信任程度越低，越容易将不满归因于政治，产生反抗性的政治心
理，进而诉诸抗争行为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犌犪犿狊狅狀 ， １９６８ ： ４ ）。大量
的实证研究的确证实，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示威、抗争、暴动、暴力、罢工、
抵制活动等反体制的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 犓犪狊狊犲 ， １９９９ ； 犃犫犲狉犫犪犮犺 ， １９６９ ；
犃犫犲狉犫犪犮犺犪狀犱犠犪犾犽犲狉 ， １９７０ ； 犃犫狉犪狏犪狀犲犾犪狀犱犅狌狊犮犺 ， １９７５ ； 犘犪犻 犵 犲 ， １９７１ ； 犕狌犾犾犲狉 ，
１９７７ ； 犕狌犾犾犲狉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２ ； 犛犲犾犻 犵 狊狅狀 ， １９８０ ； 犖犻犾狊狅狀犪狀犱犖犻犾狊狅狀 ， １９８０ ； 犅狅狅狋犺
犪狀犱犛犲犾犻 犵 狊狅狀 ， ２００９ ； 犆犪狀犪犮犺犲 ， １９９６ ； 犑犲狀犽犻狀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郑 建 君， ２０１３ ；
王丽萍、方然， ２０１０ ）。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较低的政治信任度与抗争倾向之间只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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