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6 - 《社会》2018年第1期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因是个人的烦躁，经过“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社会感染”这样一个循
环反应过程，个体 烦 躁 最 终 演 变成 集体行 动。戴 维斯 （ 犇犪狏犻犲狊 ， 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０ ）和格尔（ 犌狌狉狉 ， １９７０ ）则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解释人们的革命行
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对需求得到满足的期望不断增长，当
社会变迁导致个人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产生落差，相对剥夺感

就会产生，进而导致革命性情绪的弥散和抗争行为。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社会运动研究开始出现明显的理性主义转向。早期的集体行为
理论认为抗争参与者远离社会或与世隔绝，侧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解释个体抗争的原因；与之不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研究
将抗争参与者视为通过个人关系、社会圈子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那
部分群体（奥罗姆， ２００６ ： ２４６ ），更加强调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
以及组织和资源的重要性（赵鼎新， ２００６ ： ３２ ）。
由此可见，对抗争的微观个体因素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的社
会政治心理，其次是由个体心理演变为集体行动所需的各种资源。前
者属于抗争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路径，以集体行为理论为代表；后者属于
抗争研究的组织社会学路径，以资源动员理论为代表。目前，以上两种
研究路径所关注的主要变量分别为政治信任与社会网络，但在具体的
研究假设和结论方面，学者们的判断大相径庭。
１． 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
关于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属于典型的组织社会学
路径。在《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一书中，麦
卡锡和左尔德（ 犕犮犆犪狉狋犺 狔犪狀犱犣犪犾犱 ，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７ ）认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
国社会运动的增多并非源于社会矛盾加重，而是由于专业化的组织网
络促进了社会动员。此后，斯诺（ 犛狀狅狑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０ ）、威尔逊（ 犠犻犾狊狅狀
犪狀犱犗狉狌犿 ， １９７６ ）、克兰德曼斯（ 犓犾犪狀犱犲狉犿犪狀狊 ， １９９７ ）等学者相继指出，
各种形式的正式组织与松散的非正式群体网络相结合，共同促进了抗
争运动的增多。社会网络在民众和运动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联接纽
带，成为动员民众加入抗争运动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不少定量研究
表明个体嵌入社会网络越深，其参与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可能性越高
，
（ 犛犮犺狌狊狊犿犪狀犪狀犱犛狅狌犾犲 ， ２００５ ； 犘犪狊狊 狔 ２００３ ； 犕犮犃犱犪犿 犪狀犱 犘犪狌犾狊犲狀 ， １９９３ ；
犠犪犾 犵 狉犪狏犲 ， ２０１３ ；冯 仕 政， ２００７ ；胡 荣， ２００８ ；王 国 勤， ２００８ ；蔡 禾 等， ２００９ ；
陈云松，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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