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门，因此，他们的腐败感知会更高，相应的对于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努
力评价也会更低。
二是“来自受害者的谴责”。腐败（主要指贿赂）在许多功能主义者
看来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克服了官僚机构的刚
性，甚至也可能弱化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敌意（ 犖 狔 犲 ， １９６７ ）。但作为
普通民众，手中缺乏制约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手段，以贿赂的方式来支付
额外的费用购买本来属于自己的公共服务，实际上大多是无奈的选择。
因此，有过这样经历的被访者会更直接地感觉到自己是腐败的受害者。
倪星和孙宗峰（ ２０１５ ）在分析 犌 省的调查数据时已经发现了类似的关
系，他们认为，“与没有行贿经历的人相比，有行贿经历的人感知到更低
的清廉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与没有腐败经验的个体相比，拥有直接
腐败经验的民众会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更加腐败，同时对政府在反腐败
努力方面的评价也会更为负面。腐败经历不仅会影响个体对腐败程度
的判断，还会进一步影响其对政府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的评价。
基于以上的实证和理论推演，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腐败经历的个体会更加
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同时认为政府的反腐败能力更弱，对政府的
反腐败满意度也更低。
如果假设 １ 是成立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
的影响在不同层级间的政府中是有差别的。具体来说，相对于中央政
府，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向地方政府公职人员行贿，腐败经验的反馈效应
也会更加强烈。因此，我们进一步推论：
假设 ２ ：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有差异，
与中央政府相比，腐败经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影响更强烈。
二、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在“ 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治理调
查”中专门设计问题，以采集第一手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由清华大学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 ８ 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覆盖 ２４ 个省级单位和 ５０ 个城市。这项调查采取“ 犌犘犛 辅助的区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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