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取和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结果（ 犌狅犲犾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这种现
象可能比较符合腐败在社会中渗透程度比较低的政治体。在这些地
方，腐败没有高度的正常化和制度化，隐蔽性高，暴露率低，腐败主要是
以高层政治丑闻的形式出现。民众除了通过媒体的披露，并没有直接
获得与之相关信息的其他渠道（ 犅犪犾á狀 ， ２０１１ ； 犆狅狊狋犪狊犘犲狉犲狕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在腐败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除了高层政治精英的“巨
型腐败”（ 狉犪狀犱犮狅狉狉狌 狆 狋犻狅狀 ）之外，在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
犵
也大量滋生“微型腐败”（ 犲狋狋 狔犮狅狉狉狌 狆 狋犻狅狀 ）（ 犚狅狊犲犃犽犲狉犿犪狀 ， １９９６ ）。这
狆
些腐败可能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
服务，小到求职、入户口、上车牌照等小事。简言之，腐败是常态，不腐
败才是例外。在这种环境下，民众直接接触腐败的概率远远高于那些
“腐败例外”的国家，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民众有大量机会接触腐
败信息乃至经历腐败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腐败现象的感知和态度到底
是来自于外界信息还是亲身经历？
要使用经验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腐败经验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并不
容易，因为对腐败经验的测量存在“社会期望偏差”（ 犛狅犮犻犪犾犇犲狊犻狉犪犫犻犾犻狋 狔
犅犻犪狊 ）。“社会期望偏差”是在调查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涉及敏感社
会行 为 的 测 量 尤 其 如 此 （ 犃狀犱狌犻狕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犆狅狉犫犪犮犺狅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６ ）。社会调查一般会通过受访者自报来获取信息测量的特定概念，
然而，人们往往倾向于否认社会不希望的行为或承认社会所希望的行
为（ 犣犲狉犫犲犪狀犱犘犪狌犾犺狌狊 ， １９８７ ），这会导致调查敏感性问题或涉及社会规
范性议题时，受访者倾向于隐藏其真实状态或态度，从而报告社会期望
的行为 或 态 度，使 调 查 结 果 出 现 系 统 性 偏 差 （ 犈．犕犪犮犮狅犫 狔犪狀犱 犖．
，
犕犪犮犮狅犫 狔１９５４ ），进而引起研究者对特定现象的认知和变量间关系估
计的失准。“列举实验法”（ 犔犻狊狋犈狓 狆 犲狉犻犿犲狀狋 ）是近来被逐步应用于社会
科学以解决“社会意愿偏差”对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的影响的一种创新
方法（ 犌狅狀狕犪犾犲狕犗犮犪狀狋狅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犐犿犪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孟天广、季程
远， ２０１６ ）。该方法同时运用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在保护受访人隐私
的前提下衡量直接测量的偏差程度。本文将尝试应用“列举实验法”来
测量公众的腐败经历，并进而检验其与腐败和反腐相关的政治态度之
间的关系，这也是第一次在针对中国民众腐败经历的全国范围的调查
中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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