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

通过自主招生获得大学教育机会。鲍威（ ２０１２ ）对 ２０１０ 年的高校学生
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自主招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送生制度
背后存在的不公平性，但依然存在向知识阶层和城市学生倾斜的精英
化趋向。刘进（ ２０１６ ）也发现，考生家庭社会资本对于自主招生有重要
影响，弱势阶层、弱势地区和弱势中学的考生在这场新的游戏中无疑是
输者。高考的自主招生和加分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成为高等教育机会分
配不公的最大来源之一。“寒门难出贵子”反映的是正是高等教育招生
渠道多元化改革的社会分层后果。
近年来的研究者在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时，在承认教育
等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心理资本的重要性，后
者又被称为“非认知能力”（ 狀狅狀犮狅 犵 狀犻狋犻狏犲狊犽犻犾犾狊 ），与前者对应的是认知
能力（ 犮狅 犵 狀犻狋犻狏犲狊犽犻犾犾狊 ）（ 犎犲犮犽犿犪狀 ， 犛狋犻狓狉狌犱犪狀犱犝狉狕狌犪 ， ２００６ ）。如果说学
生的考试成绩和获得的教育水平测量的大体是其认知能力，那么在自
主招生的面试过程中所考察的“综合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生非
认知能力的差别（ 犎狌犪狀犱 犠狌 ， ２０１７ ）。一批上了同样大学和同样专业
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境遇各异，与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可能关系更大（许多
多， ２０１７ ）。应试教育下的高分低能的“能”也应当指的是非认知能力。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通过自主招生的选拔的学生应该兼具较高的认知
和非认知能力，从而在大学里和毕业后表现应该更为出色。
实际上，要考察自主招生是否公平，必须考虑自主招生是否真正选
拔出了那些综合素质高但通过普通高考无法进入好大学的优秀人才。
一些研究发现，通过自主招生制度选拔的学生入学后的学业表现方面
明显高于通过普通高考方式升学的学生（统招生），但并未超越保送生
（鲍威， ２０１２ ）。自主招生在合作学习能力、学术兴趣等方面优于统招生
（文雯、管浏斯， ２０１２ ）。对上海某大学自主招生个案的分析发现，经过
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在能力和素质方面能够达到和适应大学的学
习要求，入学后的学习成绩更加优异，其整体的高考成绩也不低于通过
高考录取的统招生（马磊等， ２００９ ）。
以上的经验研究，要么是基于单个学校的自主招生数据（马磊等，
２００９ ； 犔犻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要么是基于高校学生调查的截面数据，比如，
２０１０ 年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实施的“首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
查”（鲍威， ２０１２ ）和由清华大学实施的“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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