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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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社区、同辈群体等环境变量,并未建立起直接的理论联系。
       认知发展理论,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弥补了这一
   不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儿童成长的环境看做一个生态系统,儿童
   的认知发展是由构成它的远端(文化、制度等)、近端(家庭、学校、社区、
   同辈群体等)环境共同决定的( 犅狉狅狀犳犲狀犫狉犲狀狀犲狉 , 1989 )。最近发展区理
   论将儿童现在所处的地方与在他人帮助下所能达到的地方之间的区域
   称为“最近发展区”,成人或年长同伴的指导帮助可以使儿童顺利地实
   现对这一区域的跨越,促进认知发展(弗拉维尔等, 2002 : 21 )。
       对认知环境的强调自然将关于认知发展的研究引向对不同阶层儿
   童所处环境状况的考察。阶层位置不同,作为阶层分化重要标志的家
   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状况也往往不同。
       家庭资源方面,无论结构资源(家庭收入、父母职业与教育程度等)
   还是过程资源(父母的期望、帮助、交流等),优势阶层都明显占优( 犃犿犪狋狅
   犪狀犱犗犮犺犻犾狋狉犲犲 , 1986 )。布迪厄(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1974 )从资本的视角,拉鲁( 2010 )
   从教养方式的视角也有类似的关于家庭资源阶层分化的发现。
       符应理论(鲍尔斯、金蒂斯, 1990 : 195-222 )清楚地表明了西方社
   会学校教育的阶层分化。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在一个统治秩序稳定的
   社会中,当学校教育资源稀缺时,优势阶层子女总是能获得更多的学校
   教育机会;当学校教育机会供给量持续增加时,优势阶层子女总是能获
   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依据中国经验的研究也有着类似的发现(杨东
   平, 2006 ;王伟宜, 2006 )。吴愈晓、黄超( 2016 )以“学校的阶层分割”概
   念描述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聚集在质量高低不同的学校,从而导致学
   校间存在显著的阶层构成差异现象,并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
   据的分析,发现了我国初中学校间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分割。
       雷克斯和摩尔( 犚犲狓犪狀犱犕狅狅狉犲 , 1967 )依据居住的空间位置、住房
   条件的差异将城市住房群体划分为不同的“住房阶级”。虽然现阶段的
   中国,以居住空间划分阶层的方式并不普遍适用,但在经济收入差距日
   益增大,土地区位优劣决定的住宅价格的多样化,住宅的商品化、市场
   化,人口流动的自由化等因素的推动下,社区的阶层化呈日益明显的趋
   势(徐晓军, 1999 )。具体表现为,在一些生活与居住质量类似的社区,
   居住着一些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相似的社会阶层群体(刘精明、李路路,
   2005 )。毫无疑问,优势阶层往往居住在配套设施完备、教育体系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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