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社会》2017年第4期

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

看到，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相比，在出身和家庭背景上，贫困大学生更多
来自农村和外省，父母具有大学学历和从事白领职业的比例也更低。
并且，他们在刚进入大学时，非认知能力也显著更低，但有趣的是，在大
学期间，这一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缩小，直至毕业前他们与其他大学
生不再有显著性的差别。表 ３ 则显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贫困大
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在个人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和在校
表现上都旗鼓相当。并且，在毕业后的初职工作中，他们获得的收入回
报无显著差异。但相对而言，非贫困大学生似乎在初职职业地位获得
上有微弱的优势。例如，他们更有可能留在北京工作，更多的就职于体
制内部门或金融行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比例也略微更高。这可能与非
贫困大学生本身来自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的比例更高有关，也可能是
因为他们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多的
帮助。
（三）模型
本文使用了“增长曲线模型”（ 犌狉狅狑狋犺犆狌狉狏犲犕狅犱犲犾 ）来跟踪个人在
大学四年期间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情况。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可
以使研 究 者 进 一 步 观 测 到 两 个 组 别 的 人 在 结 果 变 量 上 发 展 轨 迹
（ 狋狉犪 犼 犲犮狋狅狉 狔 ）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最终结果上的差异（ 犎狅狓犪狀犱犛狋狅犲犾 ，
２００５ ； 犚犪狌犱犲狀犫狌狊犺 ， ２００５ ； 犆狌狉狉犪狀 ， 犗犫犲犻犱犪狋犪狀犱犔狅狊犪狉犱狅 ， ２０１０ ）。简单来
说，我 们 可 以 把 “增 长 曲 线 模 型”看 做 一 种 特 殊 的 多 层 次 线 性 模 型
（ 犎犔犕 ），“人—时 ”为 第 一 层 次，反 映 的 是 个 人 内 部 随 时 间 的 变 异
（ 狑犻狋犺犻狀 狆 犲狉狊狅狀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个人为第二层次，反映的是个人之间的变异
（ 犫犲狋狑犲犲狀 狆 犲狉狊狅狀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跨层交互项可以
反映不同个人之间增长模式的不同。这里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这一模
型允许个人在一连串时点中的某一些时点的观测值有缺失（ 犆狌狉狉犪狀 ，
犗犫犲犻犱犪狋犪狀犱犔狅狊犪狉犱狅 ， ２０１０ ），因此，我们这里使用的实际是一个不平衡
样本（ 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狊犪犿 狆 犾犲 ），即同一个个人被观测到的次数最少为 ２ 次，
最多为 ４ 次；第二，尽管“增长曲线模型”本身允许增长轨迹为非线性的
（ 犆狌狉狉犪狀 ， 犗犫犲犻犱犪狋犪狀犱犔狅狊犪狉犱狅 ， ２０１０ ），但鉴于我们这里只有四个时点，
不足以进行非线性拟合，笔者将所有增长轨迹都限定是线性变化的；第
三，由于个人嵌套于学校中，学校实际上可以作为第三个层次，但使用
三层非限制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学校层次的变异只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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