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17年第3期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以西汉为例，开朝之初，大乱方平，刘邦采取轻徭薄赋策略，以平息
秦末所起民变。另一方面，为取得获胜联盟的政治支持，刘邦先是采取
权力分享策略，大封异姓功臣为王，待政权稳定后，再铲除异姓王以防
政变。其后考虑到秦灭亡乃因无宗室相救，就大封刘姓宗室为王，但也
埋下了以后宗室诸王政变的祸源。文景二帝时期，宗室叛变迭起，统治
者疲于应付，是以在外患问题上采取和亲政策避战，而在民生政策上，
虽国库歉收，但为防民变，统治者并未增税，而是采取标售官爵的方式
筹措财源，史称“文景之治”。
自高祖至文景时期，统治者在风险治理上都采取模式 Ⅰ （政变 ＋
民变），但至武帝时转向模式 Ⅱ 。武帝即位后，在政变风险的防治上采
取进一步措施：削相权集权内朝，迁徙扶植郡国豪强以制衡旧贵族势力
（林剑鸣， ２００３ ： ３４０ ），察举制度甄补人才以制衡功臣集团。但在外患问
题上，武帝一改前面几位统治者的和亲政策，连续发兵匈奴，财政严重
亏空。虽尝试另辟财源（卖官、盐铁专卖等），但仍无可避免地增税，导
致流民四起。 ２ 加之宫廷政治争斗，巫蛊之祸不断，政权陷入危机，武帝
下诏罪己，止擅赋，力本农，不复出军（杨际平， ２０１３ ： ４２ ）。
昭宣两帝即位后，再度回到风险治理模式 Ⅰ ，停止对外征战，数度
减免税赋，同时继续举召贤良文学入朝，并应对宗室与权臣的谋反。是
为“昭宣中兴”，但西汉政权已不再稳固。在接下来的 ５９ 年中，外戚、宦
官和儒臣政争不断，当初汉武帝为集权所设的内朝反而成为外戚和宦
官便于擅政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前朝的笼络扶植政策导致官宦豪
强兼并土地，农民逃户日增，民变四起，最终亡于外戚王莽的政变。
综观图 ２ 几个朝代的治理模式变迁可发现，其变迁规律基本上符
合上节所述的“不可能三角定律”，但凡有第三种风险治理加入时，便打
破政权的稳定性，进入不稳定期。这样的转变节点多半是由外患风险
治理所引起的，且在朝代初期，绝大多数是因统治者采取扩张性军事行
动所引起。在西汉是武帝征匈奴；在东汉是和帝征匈奴、月支；在隋朝
是炀帝的东征终结其父的“开皇之治”；唐朝则有太宗、高宗的辽东战争
及稍后玄宗的对外战争分别结束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北宋开

２． “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耗”
（《汉书 ． 匈奴传》）。“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
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 通 … 是 以 末 年 遂 弃 轮 台 之 地，而 下 哀 痛 之 诏”
（《 汉书 ． 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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