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17年第3期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以防治内部叛乱为优先，但本文以为，若不考虑外患风险因素，便难以
掌握统治者风险治理的动态变迁。首先，虽然统治者表现在政策上以
内部政变风险为优先，但并不意味着外患风险不存在。事实上，历朝财
政中经常性的军事支出始终是大宗，这意味着统治者虽优先防范内部
政变，但在财政资源有限的约束下，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资源防止政
变。尤其当外患进逼时，统治者不得不以抗外优先于攘内。例如，唐朝
为防范吐蕃，在边境设节度使采取募兵制，形成边军 ４９ 万和中央戍军
８ 万的内轻外重之局，继而才有之后的“安史之乱”（林冠群， ２０１６ ： ６１６ ）。
（三）政变、民变和外患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

对于统治者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控制政变、民变和外患风
险。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风险控管，都需要成本。边防和战争需要成
本，赈济减赋以防民变需要成本，笼络维持政治联盟也所费不赀。在税
收有限的约束下，三者形成“排挤效应”，统治者极难三者兼顾，往往只
能择二为之，形成三种风险治理模式（见图 １ ）：模式 Ⅰ ，以政变及民变
治理为优先，在外患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模式 Ⅱ ，以外患及政变控管
为优先，承受因提高税赋导致的风险；模式 Ⅲ ，着重处理外患及民变问
题，但同时因赋权过重及租金分配无以为继，提高了政变风险。

图 １ ：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
二、帝国治乱周期：风险治理模式与调节动态平衡机制

既然在财政限制下，三种风险难以兼顾，那么，哪一种风险治理模
式更有助于稳定政权？又是什么原因引发风险治理模式的转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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