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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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ｔ ， １９９３ ）。那么，在“撤点并校”这样一个教育资源缩减的情境下，
教育机会是否也是由上层向下层扩张呢？刘成斌（ ２０１４ ）指出中国农村
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拥有较好家庭条件的子女反而可能会有更高的
辍学率，因为他们会面对更丰富的外界资源，对于工作之后的担心且相
较于家庭经济资源较少的孩子要更少。另外，他们的父母在农村地区
完成财富积累也相对较为迅速，缺乏对于教育的长远考虑。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家庭的边际教育支出是家庭当年收
入和当年入学花费的函数（ Ａａｒｏｎｓｏｎａｎｄ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 ， ２０１１ ）。当家庭
收入增加但入学花费不变时，家庭将进行更大的投资为子女带来更多
的教育机会；而入学花费增加但家庭收入不变时，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的
限制可能减小子女的教育支出从而降低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在整个
“撤点并校”过程中，家庭的当年收入始终在增长，而家庭的入学花费随
着学校的减少和上学距离的增加也在增长。因此，不能简单判定家庭
的经济资本在整个过程中究竟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父母对子女有相当高的教育期望（刘保
中等， ２０１４ ；吴愈晓、黄超， ２０１６ ）。基于这种期望，一个合理的假设是，
家庭的教育支出受家庭收入影响较大，而受入学花费的影响较小。这
是因为，家庭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教育投入的增加，进而能使子女接受更
好的教育。一旦由于入学花费的增加而使子女辍学，子女向上流动就
会变得较为困难。因此，尽管“撤点并校”确实增加了子女入学带给家
庭的经济负担，但家庭对于入学花费的增加敏感性较弱（杨东平、王帅，
２０１３ ）。笔者在田野中观察到，在学校被“撤并”后，家庭一般选择主动
进行经济投入。
总之，由于家庭对收入增加和花费增加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弹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撤点并校”虽然在客观上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但
在子女的入学机会的获得上，家庭经济资本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分化，因
此提出“经济资本变迁假设”：
假设 ５犫 ：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受教育
机会的影响与政策执行前相比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３． 政治资本在“撤点并校”前后的作用
按照前述对于政治资本的解释框架，拥有政治资本的家庭可以通
过制度给予的资源分配的倾斜（周雪光， ２０１５ ），或是通过自身“谋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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