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维持在 ７％ 左右，医院 ９０％ 的收入来自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卫生部，
２００３ ： ７４ ， ２０１０ ： ９６ ， ２０１２ ： ９８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５ ： １０３ ）。
医院必须自负盈亏，在这一点上，其更像是营利性机构，医院的科室与
医生也变成了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这可以解释笔者在杏林医院心内科
经常观察到的一幕：例行早会上，科主任方大夫最常强调的除了临床方
面的事项外，便是经济效益与服务效率。病人“压床”导致科室无法收
治新病人，从而降低了该病床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的可能性。方大夫提
醒他的“手下”说：“你们现在就跟公家吃饭一样。现在不是吃公家饭
啊，是要靠病人吃饭！那么多病人等着收不进来，你们却不着急！你们
不敢跟他们说，这不行啊！”事实上，这段话与企业家激励职工的演讲如
出一辙，同样是经营，只是在方大夫那里，顾客变成了病人，产品变成了
医疗服务。但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又像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这不仅
体现在医生对公立医院的依附关系上，也体现为国家对于作为公立医
院基本职能的医疗服务供给的价格管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
到国家试图通过干涉、影响和控制一系列的工作条款以确保医疗服务
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医生对通过服务提供获得经济报偿具有决定权被认为是法团自主
性的重要体现（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７０ ； 犈犾狊狋狅狀 ， １９９１ ；林国明， １９９７ ）。但当前中
国的医生显然缺乏这项权利，因为国家仍对医疗服务的价格加以管制。
这种价格管制始于改革之前。当时，国家严格控制每一项医疗服务的
收费标 准，以 确 保 基 本 医 疗 服 务 对 民 众 具 有 广 泛 的 可 及 性 （ 犔犻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０ ；孟庆跃等， ２００２ ；葛人炜等， ２００２ ； 犛狌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政
府规定的卫生服务的价格只包含了劳务和医用物资的成本，并且还曾
数度大幅降低收费标准（周学荣， ２００８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社会经济
环境发生根本的变化，医疗领域的价格管制亦有所松动。医疗机构对
某些项目的收费可以不按照政府的定价执行，部分项目可以适当提高
收费标准等（丁宁宁等， ２００８ ： ４０ ；周学荣， ２００８ ： １３４ ）。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政府甚至还短暂放开了对药品的价格管制，尝试由市场定价。但由
于价格上涨、医疗服务质量难以控制、药品回扣等问题，定价权很快被
收回（ 犛狌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１０４４ ）。 ２０００ 年，相关的国家部委联合出台了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其中明确规定了 ４８ 个大类项
目、 ３９６５ 个具体明细分类项目的价格（周学荣， ２００８ ： １４６ ）。这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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