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17年第2期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

剧。尤其是在美国，出于对成本加以约束的考虑，政府实施了管理型医
疗 （ 犿犪狀犪 犵 犲犱 犮犪狉犲 ） 和 健 康 维 护 组 织 （ 犎犲犪犾狋犺 犕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
犗狉 犵 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等多种控制手段（ 犘狅狋狋犲狉犪狀犱犕犮犓犻狀犾犪 狔２００５ ）。但美国
的医疗费用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美国人的健康水平亦未得到有效改善。
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医生职业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更甚。但从前社会主义
国家医生职业的处境来看，这种干预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满
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方面（ 犉犻犲犾犱 ，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 犎犲犻狋犾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 犎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９７ ；科尔奈、翁笙和， ２００３ ）。而 在威权主义 社
会例如解严前的我国台湾地区，情况亦是如此。政府关于医疗费用支
付体系的不恰当政策，导致医生无法从合法途径获得体面收入，于是他
们通过过度医疗、虚报费用和舞弊作假等手段来增加经济收益，这最终
导致医生形象的受损与医患关系的恶化（林国明， １９９７ ）。因此，西方民
主国家在经过诸多挫折后，总结出一个规范医生执业行为的经验，即
“要控制这群技术菁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利益整合到集体性的
组织空间，让他们分享决策权力和责任。这种国家与医疗专业关系的
制度化，一方面形成‘专业自主权的保护膜’，使国家的政治权威尊重专
业领域的技术权威，另一方面则凝塑医疗专业的集体责任，确保他们的
合作”（林国明， １９９７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改革至今，政治体制相对
稳定，总体上国家能力依然强大。医学职业仍旧依附于公立医院及国
家，且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下医生缺乏独立自主的职业协会用来维护自
身权益，因此，医生职业缺乏法团自主性（姚泽麟， ２０１５ ）。在这样一种
国家与医生职业的制度化关系下，国家能否成功地实施干预以确保医
生的执业行为符合病患的利益呢？

二、国家对医生职业的干预与控制

在缺乏法团自主性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厘清国家究竟单方面设置
了哪些与医生的执业行为直接相关的制度，或者说国家如何规定该职
业的工作条款。
公立医院企业化改革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畸形市场化”是
不争的 事 实，许 多 学 者 已 有 系 统 论 述 （如 周 其 仁， ２００８ ；顾 昕， ２０１１ ；
朱恒鹏，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一方面，近十几年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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