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7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早期进行职业研究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较为“天真”地回应了该问
题。在其著名的病人角色模型当中，帕森斯（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５１ ）认为，医生
与其服务对象在知识方面是不对称的，但医患双方同时也是互补的，因
为两者的角色规范互为权利与义务。在这种理想模型中，医患关系是
和谐稳定的，患者是积极寻求医生帮助的被动行动者形象，而医生则是
利他的专业人士形象，其行为是普世主义的（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狊犿 ）、专业性的

（ 狊 狆 犲犮犻犳犻犮犻狋 狔 ）、情感中立的（ 犪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狌狋狉犪犾犻狋 狔 ）和集体的（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犻狋 狔 ）
取向（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５１ ）。大部分医生均遵循这些社会角色期待，即使个
别医生谋求私利，医生职业团体也会依据职业伦理准则对违规的医生
进行惩罚。鲁施迈耶（ 犚狌犲狊犮犺犿犲 狔 犲狉 ， １９６４ ）亦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医生
及其职业团体已经设立了临床行为标准，而外行人不能判断医生的临
床行为，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两种最常见的对服务行业的社会控制形
式———无论是官僚监督还是服务接受者监督———均无法有效施行于医
疗领域。不过，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不可怕，因为帕森斯和同时代
的学者都确信医生因为内化的职业伦理而不会滥用权力以谋取利益
（ 犘狅狋狋犲狉犪狀犱犕犮犓犻狀犾犪 狔２００５ ）。
，
这种职业 的 自 我 控 制 模 型 至 少 存 在 三 个 严 重 缺 陷 （科 克 汉 姆，
２０００ ： １９７－２０１ ）。首先，虽然与医生存在知识鸿沟，但外行确实可以判
断医生的技术表现（ 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 狆 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甚至对医生的执业行为产
生影响，正如弗莱德森（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６０ ）的“外行转诊系统”（ 犾犪 狔 狉犲犳犲狉狉犪犾
狊 狔 狊狋犲犿 ）所揭示的那样。其次，医生职业内部会形成同行规范，这些规
范可能不为社会所认可，但却被其成员所遵循。弗莱德森（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８０ ）发现，医生当中存在一些通行的规则，限制了同行之间对工作的
评价和可能的相互批评。最后，医生职业的自治与自律是以其能够解
决困扰公众的重大问题为前提的，但医生也会考虑其自身利益，如医生
更喜欢按服务收费（ 犳犲犲犳狅狉狊犲狉狏犻犮犲 ）这种支付方式，但这未必对公众有
利（ 犛狋犲狏犲狀狊 ， １９７１ ； 犉狉犲犱犱犻 ， １９８９ ）。
那么，在 现 代 社 会，“对 其 他 所 有 一 切 拥 有 最 终 权 力 ”的 国 家
（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７０ ： ２４ ）能否成功地对医生的执业行为进行控制？理论上
讲，现代国家对职业行为似乎既有干预的能力，又有干预的合法性。二
十世纪后半叶，我们也的确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职业事务的干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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