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6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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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下）
象学分析。在薛伯案例中，奥尼尔（ ２０１６ ： ２２７２２８ ）说：
文明庆祝着人类的求生与不死意志，只允许以其独有方
式死亡。文明化了的存在与死为邻；一种文明化的社会则持
续修复着生命的篱笆。它安抚着患病与濒死之人，包容着疾
病与死亡。以此方式，我们将生命设定为一种针对死亡的界
限，并且通过这一文明化的想象，将死亡承认为生命的界限。
只要这一文明化的幻想被削弱，死亡的深渊就会在我们面前
隐约展现，并且诱惑着我们去自杀、去谋杀。由于缺少这一
点，我们捍卫着自己的生命，对抗着其终点与起源的极限，以
便将我们自己培育成为那些在我们的家庭经济中的他者；这
一家庭经济的智慧，隐藏在那被暴风雨所肆虐的天空下的生
活之中，我们并未窥视这一智慧的崇高庄严所在，正如我们未
能窥探我们自己的那些梦境的黑暗脐带一样。
这一分析的材料深藏在现代科技的各种发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奥尼尔的文明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分析一以贯之，并不认为现代社会
的出现乃是一种历史的断裂：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材料中，依然深藏着各
种文明的提问和回答。在更早的篇章中，观看着弗洛伊德笔下鼠人在茫
茫夜奔中的毫无头绪，奥尼尔（ ２０１６ ： １５５ ）也以悲天悯人之心写道：
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乃是一部伟大的存在主义戏剧———
在一个超越性交的层面上，遭遇到了“去在”（ 狋狅犫犲 ）或者“不
去在”（ 狀狅狋狋狅犫犲 ）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何种机遇中，生（殖）与
毁灭／死亡的问题，“遭遇／结合（ 犿犪狉狉 狔 ）”到了一个卵子和经
过大量淘汰而幸存的某一个精子之间的问题。我们并非是要
人格化这一遭遇。该遭遇纯粹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和完全常
规的意义上而言，并无任何其他考量。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成
功地在人类生命的繁殖方面同时在集体与个体层面上对其进
行礼仪化，同时庆祝着婴儿这一“礼物”以及所有其他自然的
礼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强迫性神经症
的评论之中，引入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所处理
的正是这些伟大的主题，人类对此全都一无所知，也就是对那
些关于父亲、关于生命的长度和在死亡之后的生命，全都一无
所知。这些确实是鼠人最为关心的主题。它们极大地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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