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5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大世界中的小人物。它讲述这些小人物如何生活，承受什么样的苦痛，
以及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它还讲述他们所生活、必须生活、不想生活于
其中的那个世界，就像我说的那样，它将是一本为所有人写作的书。”
（ 犕犻犾犾狊 ， ２０００ ： １０１ ）
米尔斯对于社会学书写的人格意蕴的关切，受到了他在 １９４０ 年代
过从甚密的纽约文人群体的影响，尤其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现
代文学教授特里林的影响。特里林一直主张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传
统，强调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写作，因为文学的总体性意
义，根于“人”的总体性意义，这里的“人”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
的概念（宋明炜， ２００３ ： １０５ ）。特里林批评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批评
派”在写作时充斥着各种行话、术语和理论，而他本人几乎是 １９５０ 年代
唯一不受此风潮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事实上，米尔斯在社会学领域的
位置，可能恰恰如同特里林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位置；米尔斯对帕森斯晦
涩的宏大理论的批评，可能也恰恰如同特里林对于“新批评派”的批评。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体，“社会学的诗”所内蕴的人文意
涵，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和致意。在古典社会学传
统中，无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社会学传统（最激进的批判就是回到
人本身），还 是 韦 伯 意 义 上 的 理 解 社 会 学 传 统 （理 解 社 会 行 动 的 “意
义”），抑或米德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首先意味着人的智能
对自身命运的把握），都为人文主义保留了一个重要位置。在这些古典
作家的笔下，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门道德科学；社会现
象不仅是“社会事实”，也是道德现象（参见李猛， １９９８ ）。或者正如费孝
通在晚年所反思的，社会学除了“科学性”的一面，更有其“人文性”的一
面：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可以“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
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费孝通， ２００３ ）。
费孝通所谓的“位育教育”，在米尔斯那里，则是指社会学要“帮助培养
自我修养的 公众”，使“所 有 人都 成 为实 质理 性的人”（米尔 斯，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并且，这意味着社会学也是一门反身性的学问：社会学写作是一
门不仅修养公众，也自我修养的技艺。米尔斯曾经夫子自道，写作本身
即是他抗拒被时代“异化”的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体验到有
趣的、整全的、人性的生活：
在四五个礼拜不停歇的写作之后，你在某天早晨突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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