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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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6 · 6
是:对于中文学界来说,米尔斯究竟意味着什么?
社会学自 1980 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在中国已走过 30 多年的历
程。然而,回顾历史,不免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米尔斯与中国的缘分,却
至少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早在 1965 年,大陆就翻译出版了米尔斯
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者》,距其英文原版问世的 1962 年不过隔了 3 年。
这是一本关于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导读(米尔斯, 1965 ),可见,在
当时,米尔斯是作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被
引进和“批判地阅读”的。不过,由于中译本是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且社
会学在当时仍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处于被取消状态,因此该书的出
版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性影响。米尔斯真正进入中文学界的
视野并取得某种经典地位,还要归功于 21 世纪初以来对于《白领》、《权
力精英》、《社会学的想像力》等重要著作的陆续引介和翻译(米尔斯,
2006 , 2004 , 2001 )。当然,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中文学界对米尔斯亦有
一些初步的研究尝试。例如,有的研究着眼于米尔斯关于美国社会结
构的历时性分析,考察他对移民、工会、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的分析及其
对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启示(赵一凡, 1987 ;吕鹏, 2006 ;周晓虹, 2007 ;
闻翔, 2012 );有的研究则聚焦于米尔斯的集大成之作《社会学的想像
力》,考察其创 作 的 历 史 背 景及 其在学 科内 部的接 受 史 (赵 刚, 2000 ;
闻翔, 2009 ),以及社会学想象的后现代意涵(郑从金, 2007 )、方法论意
涵(何金, 2011 );还有的研究则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讨论了米尔斯对于
60 年代美国的影响(赵刚, 2003 ),等等。
然而,在讨论米尔斯时,很少有研究会留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与
米尔斯之间至少存在着双重错位。首先,是时代的错位。米尔斯所活
跃的年代,正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罗斯福新政的塑造下,向“丰
裕社会”和福利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 14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是
一个福利国家被消解,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裹挟一切的时代。
其次,是问题意识的错位。正如前文所述,终其一生,米尔斯所关切的
始终是自 19 世纪末到二战以来美国文明的转型与危机,然而,这样一
个深具历史感的、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却逐渐被剥离开来,米尔斯在今
人眼中更多地变成一个社会学的“异议”分子,一个“社会学想像力”招
14. 比米尔斯稍晚一些的、美国社会学的另一位重要批评者古尔德纳曾细致地分析了社会学
与福利国家的关系,且直陈主流的社会学已经沦为一种福利国家的社会学(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 , 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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