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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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
牌的发明者。这导致了我们往往仅仅从形式化上理解和认同米尔斯的
批判精神和边缘立场。事实上，很多人之喜欢和崇敬米尔斯，并非由于
对米尔斯生平志业的实质性理解，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骑着自己组装
的摩托车，住着自己亲手盖的木屋，叼着雪茄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
等谈笑风生的反叛牛仔形象，恰恰满足了人们对于“传奇”的想象。
这两重错位，至少尚未得到细致的省察，由此也导致了中文学界对
于米尔斯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识和隔膜之处。例如，近十年来关于中
产阶级的调查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米尔斯《白领》一书的影响。
然而，两者相比，国内的中产阶级研究秉承的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的问
题意识，强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且由此导致了行动分析
的阙如和去政治化倾向。这显然与《白领》的旨趣大相径庭。 １５
因此，当我们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讨论米尔斯的学术遗产时，最重
要的恐怕在于，一方面我们要对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植根的历史
和文化脉络有所了解，对米尔斯试图回应的时代问题有所把握，另一方
面也要深入到我们自身的经验和现实脉络之中，找到中国自身的时代
问题，以此来思考米尔斯的启发意义。就此而言，郭于华（ ２００６ ）所讨论
的如何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蕴含的“心智品质”来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及
其转型的逻辑和机制，或许是一个最具有历史感的进路。与郭于华的
讨论相呼应，应星（ ２０１６ ： ８ ）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纲领
中，亦批评社会学研究的当前格局与中国所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
的思想空间远不相称。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当回过头来再重温米尔斯时，本文所讨论的
米尔斯的两份学术遗产，亦具有了别样的启发意义。当下的社会学研
究，已经生产出大量规范有余而想像力不足、有匠气而无“匠人精神”的
知识产品。这些作品，在风格上，与米尔斯所期许的“社会学的诗”相去
甚远，既乏“意义”，又欠“审美”；在内容上，则无以把握转型中国激流下
的人心与民情之变迁，无以把握时代变幻中社会运作的机制与逻辑之
变迁，以至于“对于内在于中国当下经验和现实脉络中的重要问题毫无
１５． 有学者在批评国内主流社会学的中产阶级研究时，曾将前者所不加反思地加以接受的
“现代化模式”（或曰“美国模式”）的理论来源追溯到《白领》一书（黄宗智， ２００９ ： ５８ ）。其实米
尔斯对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是有内在批评的，主流社会学对《白领》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
“谬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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