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16年第5期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移，对经济收入的感知更可能是间接地来自家庭，与本地居民间也较少
产生实质性冲突。受迁入地文化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认知态度会与
本地居民趋同。而中期世代组的流动人口多为城乡流动，他们通常迁
移时间较早，时长更长，甚至会在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产生多次循环往
复的迁移活动。这一世代组的流动人口是第一代流动人口的主体，主
要从事制造、服务和建筑等传统行业的工作。有研究认为，这一代的流
动人口虽然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对较低，但社会态度却更为积极，
其中原因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比较（李培林、
李炜， ２００７ ）。所以，他们从市场化中初步获益，但还未完全意识到体制
分割带来的不平等处境，在社会态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市场偏好。与
前两者不同的是，晚期组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职业声望、工作居住条
件和社会保障方面都有了较好的提升，但他们的工作耐受力更低，乡土
观念薄弱，对于城市融入的期待也较高（杨菊华， ２０１０犪 ）。另外，在就业
和生活压力加大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
意度和未来预测都有所降低（李培林、李炜， ２０１０ ），因而可能会形成更
加强烈的市场偏好。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随着世代推移，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
分化呈现增强趋势。
最后，以往研究在关 注 流动 人口 时通 常并未 区分 他 们 的 迁 移 路
径，多数讨论的是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结
构正日益分裂 为“城 市—农村”“中 小城市—超 大城 市”四个 世 界，其
中的分化与割裂造成了资源分布的极大不平衡，也由此形成了“由农
村流向城市”和“由中小城市流向超大 城市”两 种不同迁移类 型的流
动人口（李强、王昊， ２０１４ ）。应该正视 的是，流 动人口群体的 异质性
正在提升，城乡流动的确是人口流动的主体，但近年来“城城”流动的
规模不断壮大，城镇化也因此增加了新内涵（马小红等， ２０１４ ）。户籍
属性会决定个体在城镇分割性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在部门进入、
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模式上均体现出城乡户籍群体的差异（李骏、
顾燕峰， ２０１１ ）。相比于城乡流动，“城城”流动人口不仅在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工作与居住条件上更具优势，而且也拥有更高的职业声望
和较优越的社会保障水平（杨 菊华， ２０１０犫 ）。然而，“城城”流 动人口
虽然在经济融入上占有优势，其文化融入程度却更低，与本地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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