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6年第5期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的机会，而将其他大多数人排斥在外（边燕杰等， ２００６ ）。综合上述分
析，我们认为，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追求利益，是竞争而非保护，更强调
效率而不是公平，遵循的是市场分配方式。而国家的逻辑是调控与保
障，但容易借助制度来制造机会垄断，形成利益屏蔽，其分配方式是计
划性的。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国家，两种逻辑间的博弈
与关联构成了个体态度倾向的现实基础。

三、研究假设

与中国的市场转型相伴而生的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
闭式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社会转化的城镇化过程（李培林、李炜，
２００７ ）。城镇化表面上是城市建设的扩张与建筑群的蔓延，本质上却是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土地、住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
人群与社会阶层中进行再分配（李强等， ２０１２ ）。依照“推拉理论”，中国
储存了巨大的迁移潜能，正是市场转型打破了城乡间的壁垒，实现了人
口迁移。许多研究都表明，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能够促进迁移者收入
上的增长和价值观的现代化，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与本地居民趋
同（李实， １９９９ ；王春光， ２００６ ；廖显浪， ２０１２ ；崔岩， ２０１２ ）。因此，无论是
从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上看，流动人口都是市场转型的受益者。
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但他们仍然面临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身份隔离和社会排斥。有研究证明，流动人口与
本地居民间的收入差异并不是来自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的直接歧视，而
应归因于城镇内部的职业隔离（吴晓刚、张卓妮， ２０１４ ）。与城镇本地居
民相比，流动人口的工作环境较差，更换工作的频率更高，并且主要从
，
事经济回报和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难以提升阶层地位（ 犉犲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２ ）。许多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就业规定保护本地居民，以免他们在与
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中失利（蔡窻等， ２００１ ）。此外，流动人口还被排除在
与本地户口相关联的福利保障制度之外，其子女的教育也难以保证（蔡
窻， ２００１ ）。可见，流动人口并没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场化红利，
在中国当前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下，国家体制隔离反而扩大了流动
人口与城镇居民间的经济地位差距，强化了二者间的隔膜，流动人口也
因此产生相应的剥夺感受（陈云松、张翼， ２０１５ ）。我们认为，流动人口
虽然从市场转型中获益，但城镇内部的体制分割却削弱了这种获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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