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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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利益回报，也
越有利于他们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缓解与本地居民间的隔离。由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流动人口比本地居民更支持市场转型。
以往的文献表明，人们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与阶层归属、群体关系和
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有关，还会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其他特定信念
等认知性因素所塑造，总体上反映了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量。从这一
基本逻辑上看，由于城镇内部的体制隔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存在
结构性差异，他们在收入、单位所有制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上
存在分化，这会影响到他们关于市场转型的偏好。另一方面，体制隔离
也使流动人口无法与本地居民享有平等的流动机会和社会保障体系，
使之容易产生相应的剥夺感，导致流动人口在对国家、再分配、社会公
正和机会平等上的态度与认知与本地居民不同。而市场转型的背后是
国家力量的收敛和再分配方式的改变，是体制利益结构的松散，这些维
度的认知性因素对于市场转型偏好而言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流
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态度的分化，其机制中包含了结构性因
素和认知性因素的作用，那么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 ：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可以解释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
在市场转型偏好上的差异。
按照泽林尼“市场进化论”的观点，不同时期的市场演进具有不同
的市场化形态。而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和现实经验也会制造不同的世
代，他们分别通过相异的路径来实现各自的社会化（ 犚 狔 犱犲狉 ， １９６５ ）。这
些都使我们注意到市场转型中的“世代效应”。在中国的市场转型实践
中，市场化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从无到有、由浅至深的不同
阶段。交织其中的人口迁移也呈现出迂回起伏的历程。从“生命历程
理论”视角看，不同世代经历的市场化与人口迁移历程各不相同，即使
身处同一空间，面临同一历史事件，现实体验也会相差甚远（ 犈犾犱犲狉 ， 犲狋
犪犾． ， ２００４ ）。以上纵向和横向的解释都旨在说明：中国的市场化与人口
迁移历程对不同世代留下了不同的烙印，这些世代在当下的处境也不
尽相同。
由于年龄较大、教育程度偏低和健康问题等原因，早期世代的流动
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流动的原因主要是随家人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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