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6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５

限制。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催生了劳动力市
场，但城镇劳动用工仍然受制于行政安排，私有部门的劳动力使用依然
不充分（ 犌狅犾犱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２ 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才开始真正向城
市转移，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垄断城镇劳动力资源的格局。与此同时，
城市劳动力管理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基本解除了对个人工作变动
的限制。这一时期除了国有部门的职工延续着对单位的依附关系外，

基本的劳动力市场已具雏形（边燕杰、张展新， ２００２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削弱人们对单位的依附，养老、
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
（ 犌狌 ， ２００１ ； 犔犻 ， ２０１３ ）。 大 量 城 镇 职 工 从 国 有 企 业 或 集 体 企 业 中 “下
岗”，为私有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 ２００７ ： １７９ ）。劳动力
市场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然而，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十分野蛮，具有破坏性（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１９４４ ），因此，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建立保护性社会制度的
种种相反运动。中国的市场转型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一
系列社会后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福利供给具有单位制特征，而
在改革开放后，国有单位所承担的福利功能却不断减少。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的企业都无法实现原有单位制
留下的福利功能（李汉林、渠敬东， ２００１ ）。此外，雇主掌握了劳动者的
境遇，与市场化所对抗的权益保护却未发挥应有的效用，导致底层劳动
者的相对收益下降和市场境遇的边缘化（刘精明， ２００６ ），劣势阶层被抛
入市场的洪流。因此，一部分通过政治资本和体制优势维护了自身利
益的群体依然享受着制度的保护，而另一部分原本在计划经济时代享
有保障的群体却丧失了先前的优势，那些在市场改革中失利的群体亦
会力图抵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嵌入”（王绍光， ２００８ ）。
虽然市场转型意味着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出让，但这种出让是克制
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也保持较强
控制力，可见，市场领域里国家力量的退出并非毫无底线。国家在制造
业、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向非国有企业开放的同时，却在另一些产业
上收紧了限制，保持着垄断控制。然而，垄断极易导致机会不平等，尤
其当资源被政府垄断时，权力在位者及其社会关系将会控制获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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