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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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设 ５ 正好相反，其原因是实际工作中的非法治状况可能打击了主
体对法治化建设的信心。 １９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假设推导中
的因果关系对于初始状态可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开始阶段对法治建设
抱有信心，但后来遭遇的非法治化现实可能导致高倦怠，由此也导致信
心降低。所以作为结果，在工作实践非法治化水平较高的个体中，出现
了低信心对应强倦怠的情况。另一方面，从趋势上看，若这类个体对法
治建设的信心增加，倦怠感会显著降低（图 ３ 右下）。
图 ３ ：工作实践非法治状况与法治建设信心交互效应图
必须指出的是，对比上面两种情况，严格来讲，工作实践的非法治
化水平高并不构成将上述两种情况涉及的个体归为同一类别的分类依
据，原因在于不同主体对“信心”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这与具有客观标
准的法治理念有所不同。在后一种情况（即工作实践非法治化状况高
且对法治建设信心强）的个体身上，更显著地体现了体制化对主体认知
结构的形塑。以下现象也能进一步支持这个判断：大致以信心水平均
值为界，均值以下，实际工作非法治化水平越高，倦怠感越高；均值以
上，实际工作非法治化水平越高，倦怠感越低。
从结果来看，涉及对法治建设信心因素的问题要比预想的要加复
杂，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澄清。不过总的来说，对于职业倦怠，法治建
设信心水平与工作实践非法治化状况的交互效应还是显著的。从交互
１９． 简单做前者对后者的线性回归，系数为 －０．３７５ ，在 狆 ＝０．０１ 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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