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社会》2016年第4期

在理念与现实之间

体制化的效果可降低主体对致倦怠因素的敏感度，这主要体现在法治
理念相对较弱的群体中。具体来看，因为低法治理念—低非法治化工
作实践的个体（图 ２ 左上，对应图 １ 象限 Ⅲ ）属于认知失调状态，所以在
趋势上对应高倦怠。也就是说，虽然从实践层面来看体制运作与法治
原则还存在较大距离，但当前的实际状况已经令法治理念水平较低的
个体表现出不适应。不过随着工作实践非法治化水平的增加，倦怠感
明显降低。可以看到，低法治理念—高非法治化工作实践（图 ２ 右下，
对应图 １ 象限 Ⅳ ）的个体属于体制化程度最高的类型，认知处于协调状
态，倦怠感处于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较强的法治理念水平会对体制化力量产生一定的“阻
抗”，但代价是个体不得不承受认知失调的困扰。因此可以看到，高法
治理念—高非法治化工作实践的群体（图 ２ 右上，对应图 １ 象限 Ⅰ ），其
职业倦怠程度相对较高。假设 ３ 成立。不过从趋势上来看，高法治理
念—低非法治化工作实践的群体（图 ２ 左下，对应图 １ 象限 Ⅱ ），其认知
仍然处于协调状态，倦怠感则相对较低。

图 ２ ：法治理念与工作实践非法治化状况的交互效应图
３． 工作实践非法治化状况与对法治建设信心的交互效应
纳入工作实践非法治化状况和对法治建设信心的交互项之后，主
效应系数保持显著，交互项系数为负（ －０．２２１ ），统计上显著。结合交
互效应图（见图 ３ ）可以看到，面对实际工作中大量的非法治化状况，对
法治建设不抱希望的主体，正是职业倦怠最强的类型（图 ３ 左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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