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16年第4期

在理念与现实之间

然而，从研究结果来看，该结论并非适用于全体成员。若将此横截
面数据近似地视为历时采集，则可以说体制化作用的效果在于：一方面
令低法治理念的个体认知协调；另一方面也导致高法治理念的个体出
现认知失调。不过从回归拟合线的斜率来看，体制化在形塑主体认知
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以至于后一方面的效果远逊于前一方面。因此，
整体而言，考虑到个体在法治理念水平上的差异，体制化形塑主体认知
的逻辑（无论结果是认知协调或认知失调）还是成立的。但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及考虑交互作用后，实际工作的非法治化水平对于
职业倦怠的边际效应大致是，前者相对于平均水平每增加 １ 分，后者降
低 ０．１３４ 分，明显低于主效应（ －０．２０１ ）。这意味着虽然体制化可以降
低认知失调进而减少职业倦怠，但由于法治理念等因素的“阻抗”作用，
其效力打了折扣。
实际上，体制化逻辑和法治理念因素分别代表了促进工作投入 ２２ 、
降低职业倦怠的两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方向。从模型结果来看，控
制了相关变量及核心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后，对比模型中的几个认知因
素，法治理念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绝对值）最大（ －０．３８７ ）。有关图示
（图 ２ 、图 ４ ）也表明，虽然更容易与现实相抵牾、信心受到冲击，但可能
是因为存在一种正强化机制，总体而言，法治理念水平更高的个体对应
更低的职业倦怠，而且相比之下，倦怠感并不因为遭遇现实因素的约制
而呈现急遽的上升（假定个体在心理素质方面的水平基本一致）。这意
味着，正是秉持法治理念的法治工作者的坚守和执着，构成了推进当代
中国法治化事业的重要基石。

六、结论与讨论

“当很多法官说案多人少的时候，我却觉得是老百姓打官司太难，
法官太多；当很多法官说责任追究不应终身制的时候，我却觉得我们的
司法还没有有效的责任追究；当有些法官说律师不配合工作的时候，我

２２． 受到所谓积极心理学潮流的影响，近来一些研究从反方向重新分析职业倦怠问题，强调
了所谓“工作投入”（ 狑狅狉犽犲狀 犵 犪 犵 犲犿犲狀狋 ）的重要性。一些研究强调，高工作投入对应低职业倦
怠，二者是一 个 问 题 的 两 个 侧 面 （ 犕犪狊犾犪犮犺犪狀犱犔犲犻狋犲狉 ， １９９７ ），或 者 至 少 是 负 相 关 的 关 系
（ 犚狌狊狊犲犾犾犪狀犱犆犪狉狉狅犾犾 ， １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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