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建设前景具有再高的效价、主体抱有再大的期望，也难以产生有效的激
励，反而由于预期与现实之间反差强烈导致主体出现较强的心理落差，
甚至“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５ ：若体制内法治工作者对法治建设前景具有较强的信心，但
实际工作中遭遇非法治化状况，则其职业倦怠感趋强。
另外，这种预期效应也可能在对法治建设前景的信心与法治理念
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彰显。就投身法治化进程之中的主体而言，虽然对
法治建设前景的预期与法治理念兼容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具有高
效价，但在“表达”与“实践”相脱离的结构下，对法治建设前景具有较高
的期待且法治理念强的主体，更可能遭遇现实的抵牾，出现较高水平的
倦怠。而且，就法治建设前景而言，不同主体的理解也存在差异。由于
更可能基于现实状况理解法治前景，可以推论：
假设 ６ ：法治理念较弱但对法治建设前景充满信心的主体，职业倦
怠程度更低。
（三）“社会比较”假设
本研究也关注体制内法治工作者的薪酬问题，这不仅是基于控制
变量的实际考量，更重要的是在倦怠根源问题上将之作为与上述认知
结构问题相比照的因素。从资源保持论（ 犎狅犫犳狅犾犾 ， １９９３ ）或工作需求—
资源模型（ 犇犲犿犲狉狅狌狋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的角度来看，薪酬水平作为资源或
需求的满足因素，会对职业倦怠产生影响。而努力—回报不平衡模型
则明确 提 出，个 体 回 报 与 努 力 程 度 不 匹 配 时，即 会 产 生 工 作 倦 怠
（ 犅犪犽犽犲狉 ， ２０００ ）。根据期望理论（ 犞狉狅狅犿 ， １９６４ ： １６ 、 １８ ），除了效价和期
望值，激励水平也取决于各种结果（如绩效期待与相应回报）之间关联
的认知态度（即工具性， 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犪犾犻狋 狔 ）。然而，期待的满意（效价）总
是与实际的满意存在张力。主体若认为其付出与回报之间不匹配，也
难于形成较高的激励水平。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法治工作者
的收入水平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变量。
不过，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犉犲狊狋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５４ ），人
们在现实生活中定义自己的社会特征时，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在一
种比较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意义，而非根据纯粹客观的标准来定义。在收入
方面，体制内法治工作者比较的对象更可能是与之同出一门但处于体制之
外的法治工作者，后者作为天然的“外部参考群体”（ 犛狋狅狌犳犳犲狉 ， 犲狋犪犾． ， １９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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