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心存不满；当家庭影响工作时，工作更像是一名受害者，这时人们抱怨
的对象更应是家庭，而不是工作（ 犌狉犪狀犱犲 狔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
，
在实证研究方面，很多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有
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从总体来看，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影响较大，而家
庭对工作的冲突影响较小（ 犃犱犪犿狊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６ ； 犅狉狌犮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２ ）。
考西克和奥泽吉（ 犓狅狊狊犲犽犪狀犱犗狕犲犽犻 ， １９９８ ）综合大量前人研究所做的元
分析（ 犿犲狋犪犪狀犪犾 狔 狊犻狊 ）发现，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
为 －０．２７ ，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对较弱，为
－０．１８ 。这有力地支持了格兰迪等的观点。
（三）性别角色理论
上文论述了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的一般模式，
但没有涉及性别。而正如杜克斯波瑞和希金斯（ 犇狌狓犫狌狉 狔犪狀犱犎犻 犵犵 犻狀狊 ，
１９９１ ）所言，在研究工作—家庭冲突时，性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性别角色理论（ 犌犲狀犱犲狉犚狅犾犲犜犺犲狅狉 狔 ）认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有
不同的角色期待，男性被期待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而女性则被期待扮演
好照顾者的角色（ 犌狌狋犲犽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１ ；林忠等， ２０１３ ）。这种性别化的
社会角色期待可能会影响男女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和认知，从而影响他
们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的方向、强度及其可能导致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双薪家庭的
普遍化已经促使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 犕犪狊狅狀犪狀犱犔狌 ，
１９８８ ）。例如，在很多西方国家，女性被认为应该追求事业上的发展，男
性则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犅狉犲狑狊狋犲狉犪狀犱犘犪犱犪狏犻犮 ， ２０００ ）。但从
国外相关研究的结果看，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
用。例如，苏利文和卢维斯（ 犛狌犾犾犻狏犪狀犪狀犱犔犲狑犻狊 ， ２００１ ）发现，男性更可
能因为工作而影响家庭，而女性更可能因为家庭而耽误工作。古泰克
等（ 犌狌狋犲犽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１ ）也发现，女性员工更可能因为长时间和高负荷
的工作而感受到工作对家庭的冲突。这些结果都与性别角色理论的预
期相一致。
此外，基于性别角色理论，格兰迪等（ 犌狉犪狀犱犲 狔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进一
，
步指出，女性员工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对工作产生不满。这主
要是因为家庭在女性心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所以，当工作负担过重
而影响家庭角色的发挥时，她们更可能将工作视为对自身的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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