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合什么标准的幸运儿才能够得到它？成绩当然是一个标准，可选择学
生的标准远不止于此。卡拉贝尔通过对三校数十年招生工作文献的研
究发现，这些名校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开始从客观成绩标准向主观个
人化评价方式转变，采用推荐信、个别面试等方法对申请入校的学生进
行“品格”评判，而后者会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经常变更。通过操作这些
比较主观的标准，卡拉贝尔认为，这些名校志在维系贵族阶层，而非为
国家培养知识精英。
最后，对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平等关系最犀利的评判无疑来自法国
社会学家布迪厄。他与合作者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指出，
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并没有改变或缩小社会不平等，而是促进了社会阶
级不平等的再生产，主要体现在教育获得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具体地说，首先是学校的招生标准、课程设置和考试内容等反映的是那
些受过教育和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阶级的品味和追求。因此，“教育系
统客 观 地 进 行 着 淘 汰，阶 级 地 位 越 低，受 害 越 深”（布 迪 厄、帕斯隆，
２００２ ）。布迪厄注意到，在法国，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比例有很
大的差异。农民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不到 １％ ，而企业家的儿子和自
由职业者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则分别高达 ７０％ 和 ８０％ 。其次，教育机
构的等级化（即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二元划分）使优质的高等教育机
会往往被来自 优 势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家 庭 的 子 女 垄 断 （布迪厄、帕 斯 隆，
２００２ ）。《国家精英》中的资料显示，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研究学院、
高等商学院等精英学校中出身中上层的学生占总数的 ６０％ 以上。最
后，从等级化的不同教育机构中毕业的学生，其生活机会和职业发展路
径往往存在很大的不平等（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８９ ）。根据《国家精英》一书中
引用的资料，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和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毕业生几乎平
分了法国最大的 ２５ 家公司中的所有席位，而大多数普通工程师学校、
商学院或普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只能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里工
作 （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８９ ）。由此看来，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后，教
育扩张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
回到中国的情境，尽管前述梁晨、张浩、李中清等的《无声的革命》
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来源的多元化和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给予
了高度肯定，但也对这场革命未来能否继续表示了怀疑。中国的教育
政策在上世纪末开始调整，除了大学招生人数的突飞猛进之外，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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