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16年第3期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

作中利用附有三代履历的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
意的史料（包括进士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两万多名），计算了明清时
期历年来考取进士的社会来源构成。尽管来自三代无功名的寒门子弟
具有相当比例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社会流动，却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支持
社会结构开放性的结论，因为这个比例需要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不同人
员所占的比例相对照。例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农村出生的人中只有
１１％ 的人可以获得城市户口，但在全国城乡人口比 ２∶８ 的状况下，这些通
过“农转非”向上流动的人口却占城市人口的 ４４％ ，因此，这个比例不足
以说明社会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２００４ ）。
其次，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代的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的
过程中，教育相较于其他标准（如血缘、地缘、种族、宗教等）的客观性、
公正性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在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上，个人的
家庭出身又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教育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
具和将地位传递合法化的手段。即便是在中国饱受赞誉的科举制，近
年来通过对从地方到全国越来越多的资料进一步分析表明，考虑到家
族和姻亲关系，明清科举制真正的获益者不过仅限于 ３００ 个左右的大
家族而已，且区域高度集中（梁晨等， ２０１３ ； 犆犾犪狉犽 ， ２０１４ ）。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艾尔曼（ 犈犾犿犪狀 ， ２０００ ）的研究发现，要通过中国科举
考试获得功名，需要很长的学习时间和相当高的知识门槛，一般的小家
小户根本负担不起。换句话说，家庭或家族经济资源对人们的教育机
会获得有很大的影响。在其新著《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制与贤能政治》
一书中，他进一步描绘了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如何织就一张复杂的社
会网络，将当时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系在一起，而地方
精英和朝廷官员又如何力图影响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和通过科举考试
后官员的选择的（ 犈犾犿犪狀 ， ２０１３ ）。因此，艾尔曼的研究褪去了科举制作
为促进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光环，揭示了其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另一面，
即通过教育强化代际传递。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揭示了精英教
育阻碍社会流动的“阴暗”一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卡拉
贝尔（ 犓犪狉犪犫犲犾 ， ２００５ ）在其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
学标准秘史》中揭示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大美国名校的招生变迁
史。接受常春藤名校教育的机会历来就属于稀缺社会资源，到底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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