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才”两个取向的标准进一步被“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取代。比如，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教育部允许部分高校探索自主招生政策。在高考前，
学生通过推荐或自荐的方式参加由各个高校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高
校通过多种方式考核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整体素质。通过考核的学生仍
需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享受降分录取待遇，或只要达到所在省一本线
即可被录取。当然，根据多数具有自主招生资格高校的政策，推荐人和
推荐学校资格往往又被限定为省级以上的重点中学，比如，北京大学
２００４ 年的自主招生考试即要求学生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著名重点
中学综合成绩名列前茅者”。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自主招生推荐制使
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犔犻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
与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标准比较
模糊，有很大的主观判断空间。那些来自优势地位家庭的孩子不仅更
有机会进入重点中学，占尽先机，而且他们的父母更有办法利用自己
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安排符合所谓“素质教育”标准的各种
课外活动 （ 犓犪狉犪犫犲犾 ， ２００５ ；布 迪 厄、帕 斯 隆， ２００２ ）。刘 丽 敏 等 （ 犔犻狌 ， 犲狋
犪犾． ， ２０１４ ）对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过程的分析表明，这种招生制度的改革
客观上强化了那些来自中上层地位家庭孩子获得精英教育的优势。在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政策下，穷人的孩子只要足够聪明和努力，尽
管很难，但还是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在这种自主招生微妙的招
生政策下，他们及其父母都可能茫然无所适从，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在分数竞争异常激烈的大学招生中，获得额外加分等特殊待遇对获得
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考的加分制度从某种程度
上竟成为高等教育机会不公的最大来源之一。 ９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和内部分化日渐扩大的
背景下，家庭条件依然是决定人们能否获得精英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
影响因素，而其重要的路径则是通过进入重点中学取得更好的高考成
绩。同时，高考的加分优惠政策又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打开了另外一

９． 如历年来各省高考产生的状元，现在也有“裸分”状元和“总分”状元之分。 ２００９ 年重庆市
高考裸分状元何川洋被发现其少数民族身份为假造。北京大学根据规定放弃录取。何川洋
任县招生办主任的父亲也受到处分。 ２０１３ 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
题被查，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参见新华网： 犺狋狋 狆 ：／／ 狀犲狑狊．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 ／ 犾犲 犵 犪犾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７ ／ 犮 ＿
１２５７７０９０８．犺狋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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